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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抗逆力持续提升作者：刘玉兰 彭华民 单位：常州大学 南京大学 一、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研究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家庭迁移成为人口流动新的趋势，大批适龄儿童随其父母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流动给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学术界针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详实地描述流动儿童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外，还深入地探讨了流动儿童在教育、社会融合、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主要都是“问题取向”的（deficit-orientation），也即是将流动儿童本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提出，无论是研究者、实践者还是社会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大多放在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上。“问题取向”视角影响下的流动儿童研究大都聚焦于儿童及其家庭的劣势，与此相对应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焦点也在于如何帮助流动儿童解决他们的问题，缓解其不足。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社会捐助或者政府帮扶），“问题取向”下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做法都是期望透过他者的救助，来实现流动儿童生活、学习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社会融合和个人发展。这种实践和政策干预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补缺型和补救型的1994年和1995年，《天津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率先刊发了两篇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文章，这激发了教育部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就学状况的调研，也为1998年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供了现实依据。其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条例，以及近年来大量的社会组织投入到流动儿童社会服务，均是在将流动儿童视为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政府或社会作为流动儿童条件改善的关键性力量而不断地得到强化。 （二）是分散化和孤立化的补缺型和补救型的特点，注定“问题取向”的干预和实践的分散化和孤立化。笔者以“社会工作”和“流动儿童”为篇名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5篇论文，主题分别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入与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工作、流动儿童问题与社会工作回应、流动儿童学校和家庭教育对社会工作的启示。这些干预实践明显呈现分散化和孤立化倾向，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这导致仅仅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单纯强调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在流动儿童服务中的应用，从而陷入了“方法为本”和“工作者为本”的陷阱中。① （三）儿童主体性缺乏如前文所述，问题取向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特别强调外界的介入，如：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学校等，往往忽视了儿童的主体性，导致干预动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预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使得我们一方面质疑政府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流动儿童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没有缓解。所以，本文认为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干预实践和政策，不利于充分发挥流动儿童及其生态系统的主体性，这对于增强儿童抵抗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是不可持续性的。儿童抗逆力作为一个社会工作新的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问题取向下的研究和实践所带来的问题。 二、儿童抗逆力与社会工作实践 （一）儿童抗逆力：儿童研究从问题取向到优势视角的转型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译为弹性、复原力、心理韧性）研究的兴起与学者对风险（risk）的关注有关。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中，风险用以形容表现不符合主流价值规范的学生，如：失学、犯罪、疾病等。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问题取向”的分析范式，关注风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往往认为部分儿童在风险中所展示出的良好适应模式是非典型的，因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取向研究范式受到了学者的批判，认为由于聚焦到儿童及其环境的消极因素，容易造成问题化倾向，对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发展反而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将儿童标签化为“精神分裂症儿童”比其行为偏差本身还要严重。①正是因为问题取向研究范式的不足，抗逆力理论由于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优势视角（strengthperspective）引导研究者关注风险中个体的资源或优势，从而实现了范式的转换，激发了预防和干预的全新理念。对有抗逆力的儿童的研究也随后展开，如：加梅齐和鲁特（Garmezyamp;Rutter）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儿童，尽管生活在高危的环境中，仍然发展为健康的，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的年轻人②；韦尔内和史密斯（Werneramp;Smith）认为大多数儿童具有自我矫正的倾向（self-rightingtendency），即使在逆境中，仍然能够发展出能力、自信和照顾等技能。③儿童抗逆力成为困境儿童研究和干预的新范式。儿童抗逆力概念在四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也发生了演变。儿童抗逆力最初被视为个体抵抗逆境的固定品质，主要是指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提升其适应高危环境的成功的适应力。④但有学者认为抗逆力并不是一种要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