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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关键词阐述“汉语新文学”的提法引起学术关注后，有学者怀疑，汉语新文学是否可能取代或覆盖中国现代文学。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汉语新文学仅仅是一个文学历史范围的界定，只是它的界定较为明确，较少歧义，也较为简洁方便，它在概念上不具有排他性的能力和要求。实际上，汉语新文学的学术定性完全建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趋于成熟的基础之上，其学术可能性则出现在上述这些成熟学科余留下来的某些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学术空间。作为最成熟和最稳定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有关其研究也最为深入，但它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这就成了汉语新文学的学术目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三个关键词，其寓含的学术命意确实余留许多有待深入和开拓的内容，值得从汉语新文学的角度去进行解析。 一、中国：被忽略的空间维度 在倡导汉语新文学之前，我们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汉语新文学之所以用语言形态取代国族定性，就是因为“中国”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着太多需要探讨的空间。这种空间足以容得下汉语新文学的学术发展。只有进入到现代历史时期，“中国”的概念才清晰、明确且毫无争议。在现代以前，“中国”概念常常是在比喻意义上或在不完全意义上使用，甚至进入到当代文学历史时期，“中国”概念引起的政治和文化的曲解和歧解也多过现代历史时期。面对“中国”概念最明确、最清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阶段，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当然最有条件打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品牌。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种习惯性的模糊表达上可以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这至少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具有相当的普及性和约定俗成性，具有相当的文化认可度和学术认同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学术概念，至少反映和强化了“中国”这一历史文化概念的学术事实和文化事实。自从中国走出清王朝的历史，进入到民国时代，学术界和知识界就乐于运用“中国”概念进行学术和文化表述。如果说“中国文学史”等学科概念得自于日本“支那文学史”之类的借鉴，则民国以后各种以“中国”名目出现的学术表述和相应话题，主要出自于对现代国体的敏感与认同。本来应该用汉语限定或修饰的关键词都改用“中国”，连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这一纯粹从语言角度撰述的名著，也在引论中确立“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前提。于是，汉语新文学被明确指称为中国新文学，其他如中国哲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艺论战等等概念，完全占据了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位置。自清末以来致力于语言革命的学术努力，在这种国家认同的时代情感中演化成了以“中国”一统天下的学术格局和文化话语形态。由“中国新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概念就此奠定了深固的历史基础。 但是，无论是学术表述还是文化话语表达，“中国”这一概念更多地体现着历史命意和文化命意，作为多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中国”，甚至空间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却很少被关注。当我们讨论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很少将中国版图里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纳入其中作通盘考察：一方面由于我们学力的限制，即研究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很少有能力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另一方面也是观念的盲区，以为“中国”概念代表的只是纵向的文化历史，而忽略了横向的空间意义，只有到了民族和边境等等特定的话题上，才自然地想起“中国”概念的空间内涵。当我们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题时，“中国”所指较为明确的内容便是历史意义上的，在地域的空间意义上和在民族的涵盖意义上的“中国”往往不属于自然联想的基本内容。 对“中国”概念如此理解，昭示着一个非常现实的缺憾：我们还没有能力把握，因此也没有习惯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既然坚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必须超越历史地理解“中国”的习惯，而从空间意义上完整地、准确地、全面地理解“中国”。当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视点习惯于聚焦在北京、上海这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中心地带，对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学只有在特定的话题上才被间或提及，如东北作家群、四川作家群、浙东作家群、华南作家群等等，对于台港澳文学则常常忽略。在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框架中，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文学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空域；另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空域，非常明显也非常复杂，其一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其二是孤岛文学和国统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复杂性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这种空间结构上。尽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认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异之论，但中国现代文学空间架构及其复杂性的认识却长期处于懵懂状态。“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经由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演化为不同时段上述三个政治空域的复合并存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