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支出和控制思索.docVIP

行政管理支出和控制思索绝对和相对支出规模 行政管理支出，按照支出对象划分，主要分为立法机构支出、行政支出、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支出、司法检察支出和外交支出五部分，其中行政支出包括国防、公安、外交、财政、海关、工商、监察、社会保障、交通通讯、经济、贸易、科、教、文、卫、体及环保等行政机构的支出。此外，从预算收支科目上看，行政管理支出还包括人大、政协、共产党机关、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经费。本文将分别从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角度来分别探讨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是否过大。（一）绝对规模增长率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支出以年均18.83%③的速度大幅增长，截至2011年，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达到10988亿元，④从绝对规模而言，的确发展到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然而，其名义增速并未偏离名义GDP增速（见图1），之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速始终低于名义GDP增速。（二）相对规模增长率考察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速度是否合理的问题，不仅要考察行政管理支出的绝对增长率，还要考虑相对增长率，即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以及GDP比重的增长情况。①2011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名义GDP的2.32%，占财政支出的10.06%，均处于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三者的增长速度不同，但是大致呈同周期变化，②这说明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无论从财政支出占比还是GDP占比的角度，都没有脱离经济周期发展的轨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测算，经济发达水平与行政管理支出占比呈反比，因此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比的下降符合国际规律。由表1可知，由于中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占比14.9%，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尚略低于国际水平。（三）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经济如图3，行政管理支出与人口规模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偏远地区的居民也需要建立地方政府，需要驻守军队；而当人口规模增大、城镇化水平提高时，每一个公务员可以管辖的范围增大，即可以发挥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经济，每增加一个居民对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很小。然而，根据最优行政管理支出理论（Oates，1972），存在人口规模对行政管理支出的U型拐点，即当人口规模经过最优点而继续增长，地区出现拥挤、地方治安开始混乱时，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支出将更多。 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按照影响类型，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关因素大致分为三种：经济型因素、社会型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度较小，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前两类。数据主要使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及相关变量的实际数据，经过去物价处理，原始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一）经济型变量检验及说明本文选取GDP、人均GDP、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城市化水平等几项指标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看，拟合水平很高，在以“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财政收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城市化水平通过了检验；在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通过了检验。另外，由于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变量的影响幅度较单变量分析变小，例如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力度由58.47降至-1.64。（二）社会型变量检验及说明社会型变量，本文中更具体地体现为行政规模型变量，比如地方政府行政区域面积、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分析，证实行政管理支出与因素相关性，同时得出行政管理支出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结论。由表3，用行政管理支出和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AdjustedR-squared比较高，且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T检验结果比较好，人口规模、面积、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五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人口变量、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二个变量对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程度比较大，面积、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三个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三）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影响因素拟合方程经过对行政管理支出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以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99，拟合程度很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但显著性水平0.1的T检验只有财政收入通过；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99，拟合程度很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但显著性水平0.1的T检验也只有人均财政收入通过；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