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形式逻辑兴起和进展趋向.doc

非形式逻辑兴起和进展趋向 一、非形式逻辑的兴起 形式逻辑的诞生对20世纪整个西方哲学的影响无疑是革命性的，对当代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形式逻辑，包括古典的范畴逻辑和现代符号逻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活动之间的距离相当疏远。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翻开杂志或报纸，打开电视或收音机，走进课堂或会场，等等，就会碰到各种问题：种族歧视是否合理，城市污染能否避免，婚外恋是否道德，商品广告是否可信，新闻是否真实，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等等。而形式逻辑对此却无能为力，它们都是研究思维形式的，只能负责抽象的推理，管不了具体的论证。这一缺陷已在西方社会上世纪60年代充分暴露了出来。当时西方社会经历了日益高涨的社会政治运动，早期的美国民权运动、后期的反越战运动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学生们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既然形式逻辑这类思维科学不能帮助人们进行具体论证，学生们就要求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希望大学的入门性课程能够有助于分析和评估当下发生的各种事件。当时，部分自身也受到这种社会政治运动影响并对学生持同情态度的逻辑学家，开始思考逻辑究竟该以何种形式来回应这种要求，以使逻辑能积极参与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从而为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培育公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出贡献。正是在这种论证实践的需要和现代逻辑的纯形式化特征越来越不适应满足日常思维的实际需求的背景下，非形式逻辑作为一门独特的逻辑学科脱颖而出。非形式逻辑的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向实际思维、向自然语言的思维逻辑和人的实际认知过程的转向。这种转向代表了当今国际逻辑学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对非形式逻辑的解释，各学者众说纷纭，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然而，在众多关于非形式逻辑的不同解释中，总是反映出非形式逻辑学家的一些共同立场： （一）非形式逻辑是论证逻辑。它关注运用于现实公共生活的、真实的、基于自然语言的论证，这些论证往往具有天然的含混性、歧义性和不完备性；对这种论证的评价和分析存在着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它们是超越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的更全面、完整的理论，因为演绎有效性、归纳强度、类比推理等形式逻辑的基本概念不足以刻画自然语言论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非形式逻辑是谬误分析。应对各种非形式化谬误进行研究，能够对理解各种非形式化谬误提供合理的框架。能够区分好论证与坏论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能否发现并分析其中的各种谬误。 （三）非形式逻辑即批判性思维。[1]应有助于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更显著、更直接的影响。（四）非形式逻辑是应用认识论。[1]非形式逻辑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发展具体论证中对从前提到结论的传递的可接受性的说明。而具体论证的内容必将涉及到各学科、各领域，因此认识论部分显得十分重要，是奠定论证评价的基础。这些共同立场中，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论证。非形式逻辑是关于论证的理论，它主要研究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真实的论证，研究日常生活中论证的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论证建构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2]非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就是“论证”。 二、司法三段论的局限 在日常论证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研究最广泛的领域就是法律领域。业已存在的论证理论就是从法学模式生长出来的一般论证理论。著名的图尔敏论证模式就是以法律论证为范例，把法律论证的基本模式提升或普遍化为一般论证模式而得出的。因而，与非形式逻辑的转向相适应，在法律方法论领域内，也开始了从以司法三段论为主向以法律论证为主的重大转变。经典的司法推理就是在法律规范所确定的事实要件的大前提下，寻找具体的事实要件这个小前提，最后以三段论推理得出判决结论的过程。这种三段论推理模式曾经一度成为西方尤其是欧陆法学认识论的主流。但同时，由于在此模式下，法官只需做是非、真假的形式判断而不能做价值判断，所以一直以来对其的各种挑战从不缺乏。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模式由于其自身的种种缺陷，已日益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陷入到深深的危机中。司法三段论在法律推理中的缺陷，可以归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都不是给定的，构成该推理的大、小前提本身都含有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司法三段论推理的第一步就是要寻找和确定可以适用于案件的法律规则作为该推理的大前提。由于每个法律规则所描述的都是它们可以予以适用的一类案件，法律规则的适用就不会如想象的那样清晰，有些边缘情况是不十分明确和模糊的。当某一法律规则的边缘模糊不清时，它是否能适用于某一具体案件，就会给人们的认识带来分歧。对该法律规则的解释不同，关于此规则能否适用于某一具体案件的看法也就不同。推理的第二步就是认定和陈述作为推理小前提的法律事实。而案件的事实并非是事先就简单地存在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认知和描述。对案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