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西药走进中国历史残片.docVIP

医院西药走进中国历史残片在意大利著名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的著作《医学史》中，“中国医学”的地位显然与中国的悠久广大极不相称，而且“内容过于简陋，且有谬误之处”。主译程之范先生省略未译。这是一部被广为采用的权威的教科书，世界上很多主流国家的医学毕业生从这部书中知道人类医学的历史和贡献。 当我们了解了关于医院、西药进入中国的那段悲怆和被湮没的历史，了解了现代医药制度所依赖的近现代“科学主义”理论基础，也许我们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原因。往者已逝，来着可追。当我们的医药制度改革面临“拐点”的时候，重温历史，也许能帮助我们思考路在何方。 上 篇 清朝时期 西方医术作为上帝的“神迹”在中国现身 1692年末，神甫洪约翰和刘应带着一斤金鸡纳霜应诏进入紫禁城。此时康熙皇帝卧病不起，此前，各种医术均已试过，当然包括各种秘方异术。西方传教士当然也是秘方异术之一。四位朝廷重臣被召进宫，他们自告奋勇为皇帝试药。晚上他们当着皇帝的面喝下金鸡纳霜药酒。第二天凌晨，几位大臣安然无恙，皇帝喝下了药，下午高烧没有再起。从十七世纪开始，类似的“神迹”经常出现在传教士的书信中，医生传教士的历史显然要开启崭新的篇章。 世界上第一个医疗传教士应该是卡斯伯#8226;G#8226;S医生，他在1730年到达印度，却不幸在一个月以后因痢疾病逝。医生传教士进入主要是为传教士健康服务的，早期传教士和家庭成员死亡率非常高，一半以上患过重病。但十九世纪英美新教团体对医学传教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怕医疗对象延伸到教会外部，会对传教的主导目标有所妨碍。1835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关于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的建议》，第一次提出“医疗传教”的特殊理由：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却对世俗的身体和利益有超乎寻常的关注。既然如此，就可以首先通过改善他们的世俗境遇，然后再仅仅引导他们进入信仰的思考。他甚至详细论证了行医过程中得到的信息，不仅对传教事业和贸易事业都有极高价值，还可以改变中国人的错误思想体系，接受欧洲的哲学和科学体系。 1835年11月4日，伯驾在广州开设“普爱医院”，可能是新教在华“医疗传道”的最早记载。但早期，传教一直是主业，内地会创始人戴德医生，从伦敦到上海，终日忙碌于祈祷和宣讲福音，提出“前进与深入”，坐镇武汉，指挥内地会成员向中国四面八方扩散，甚至派传教士从缅甸进入云南。主张医疗、经费筹集等只是传道手段，严禁本末倒置。 十九世纪中叶兴盛的“社会福音派”在中国农村的迅速传播则是另外一种指导思想的结果。该派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神国不仅建立于人们心中，也建立在世俗一切机构里，力求通过社会服务的手段传播福音。一些大规模宗教振兴运动越来越依赖基金会和大笔捐款，宣教日益蜕变成一种包装。新的宣教网点和医疗网点迅速扩大。1880年以前建立的占12%，1880-1900年占40%，1900-1920占48%。二十世纪初，各大教派为协调统一传教事业，提出著名的“协和”理念。具体表现为集资合办医院和学校。在中国开办的20多所医科学校，预算达200万余元（鹰洋），以协和的名义开办的预算达80万余元。除了教会的强大资金，当时政府和士绅的资金也参与其中。 医院和教堂合二为一 在建筑规划中，大礼拜堂居于正中，医院和学校围绕两旁。候诊室被改造成教义宣传室，颁发展示宣教手册和图片，墙上也挂满祷文和圣经绘画。对住院病人，教会每天晚饭后有半小时宣讲，并发给大字号中文印刷手册。因为病人中多数是文盲，1929年沧州医院一份报告说，传教士还发明了一套70个印刷符号的汉字注音系统，用来学习汉字和圣经。不少医院还有追踪离开医院的病人的种种方法。通过救赎身体达到救赎灵魂，这是教会的权宜之计。 和传教士的设想不同，中国人自古虽有延医诊治的习惯，但护理和治疗程序都是在家庭环境中完成的。在长沙雅礼医院，开始接待病人的两个星期，一个患重症大叶肺炎的学生被抬进来。第三天，病情进一步恶化，抬担架的中国男子跪在胡美医生面前，告诉他赶紧把病人送回家：“我知道街上人们在说什么。如果他死在医院里，你以前的所有工作都白费。”胡美不得已送回了病人，内心却无法原谅自己。他的中文老师告诉他，中国人死后，尸体会停放在家中等待灵魂回来，如果死在外面，灵魂将找不到栖息之地。不论对皇帝还是百姓，西式医疗都只是病笃乱投医的奇方异术和权宜之计。 高大尖顶的教堂，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停地祷告，这些都是引发就医者不安和不认同的原因。医院和教堂，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是一回事。不但如此，因为民众分不清教堂、医院、育婴堂甚至传教士住宅的区别，遇到教案爆发，往往一起被夷为平地。如英国内地会医学传教士戴德生在扬州租房开设诊所，马上就有人贴大字报和小字报，说内系耶稣教匪，挖取临死之人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