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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理论视野下的法治原则摘要：哈贝马斯从商谈理论出发，对法治国原则作出了新的概括：人民主权原则、全面保障个人权利原则、行政合法原则、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原则。在这个新的原则体系中，人民主权原则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关键词：商谈理论 法治原则 人民主权国家一、探究法治原则的传统视角与商谈论视角 在思想史上，关于法治原则的探究由来已久。其早期论述可以举出亚里土多德的经典性规定：“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 良好的法律。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法治原则，几乎都是针对“法律”这一人类可以认识、把握的对象而设定的。法律如果是良法，良法如果得到了遵守，法治原则就得到了实现。显然，这种对于法治原则的探究方式是以人类自身作为主 体，以法律作为客体，着眼于主客二分，是主体性思维模式的产物。人类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古希腊人开风气之先，能够作出主客之分，初步形成了主客二分的主体意识，但对于主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是晦暗不明的。因为，主客二分所产生的对象化意识在涉及主体时，也把主体客观化或对象化了，从而遮蔽了对于主体本身进行领悟的可能性。自从笛卡尔提出“ 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后，主体性开始萌生，自我意识运动开始展开。德国古典哲学则把“自我意识”作了具体发挥，黑格尔把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唯心论称之为“自我意识运动的过程”，可以说是这方面最恰当的表述。德国古典唯心论尽管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展现了主体性的丰富内涵，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主体性的内涵。在此背景之下，作为一个内涵更加丰富深刻的范畴，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开始超越主体性成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一般 认为，主体间性的问题最先是由费希特提出来的，在胡塞尔那里开始成为时尚，集大成者则是哈贝马斯，他在交往理论中提出了以言行事的原则，强调在主体之间经过语用而达致沟通和共识。哈贝马斯严格论证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强调了主体之间的理解与沟通的意义。以此为基础，哈贝马斯把人类的交往分为两种，即信息交换与商谈。普通的交往是遵循一定的规范进行信息交换，但在规范的正当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就要展开商谈。在商谈中，当事人全部参加，以往经验中的某些内容停止发挥作用，每个人都提出适当的要求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权威的一方只能确认最好的论证。这种新的商谈视角对于更新当代法治理论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人是主体，法治是客体，法治作为人的创造物而存在，人与法治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在主体间性的视野下，无主体的或主体之间的商谈形式控制着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主体的权力转化为交往权力，主体的重要性转化为商谈与交往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哈贝马斯根据商谈理论的内在逻辑，对法治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新的探寻，阐述了人民主权、全面保护个人权利、行政合法以及国家和社会分离四大法治原则。其中，人民主权原则主要对应于立法过程，全面保护个人权利原则主要是对司法过程提出的要求，行政合法原则主要针对行政部门。商谈理论视野下的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主权不仅是一个法治原则，甚至还凝结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持续不断地为各个主权国家提供着标准的合法化论证。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一切国家权力都来自人民。霍布斯、卢梭、洛克等人阐述的社会契约理论，对人民主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经典性的描述。 但是，哈贝马斯并不认可这样的人民主权理论， 他 说：“人民主权起初的含义是对君主主权的限制和抵抗。它的基础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与此相反，卢梭和康德不是把人民主权理解为统治权力从上而下的转移，或理解为这两个方面的分权，对他们来说，这毋宁说是统治权力向自我立法的转变。取代一种历史性契约(也就是统治契约)的，是作为统治权如何构成的抽象性模式 的社会契约，这种统治权力只有通过民主的自我立法才获得合法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乃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模式，仅仅论证了统治权力或国家权力的自我立法。着眼于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根据其商谈论理解，人民主权原则的意义是一切政治权力都来自公民的交往权力 。 交往权力是一切政治权力的基础，在哈贝马斯法治理论中具有基石地位。哈贝马斯从交互主体性的立场出发，认为没有人能真正占有这种交往权力，他引证阿伦特的话说：交往权力是随着人们开始一起行动而产生的； 一旦他们分散开去，它也就马上消失了。根据这种模式，法律和交往权力同源地产生于那种“众多人们公开地赞同的意见”。法律自身从中获得其合法性的那个正义之源要不枯竭的话，政府的行政权力必须建立在一种具有立法作用的交往权力的基础之上。人民主权原则除了从商谈过程来理解，还可以直接从权力的角度来考察。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它要求立法权能转移给公民的总体，只有公民的总体才能够从自己当中产生出共同信念的交往权力。一方面，关于政策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