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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走着聊”专栏台湾行随感之三鄢烈山 2013-2-22写游台随感之二时，我在网上搜索关于八田与一的资料，读到一些博主对他的评价。没人否认他对兴修嘉南水利工程贡献巨大的事实，但有人说“八田与一首先是个侵略者，他修建水库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日本对台湾更好的统治和侵略”。这样的说法令人啼笑皆非。这是近二十多年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八田生于1886年，应该不会要时年8岁的他，对导致中国割让台湾的1894年中日之战负责吧？25岁大学毕业后到台湾工作，他一直在做水利专家，“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之类军国主义者策动和实行的侵略行为与他何干？按传统的忠君观，人们承认“各为其主”，鄙视“二臣”，却会考虑个人的生存环境来评估他的发展选择。比如，人们骂吴三桂是引狼入室的汉奸、洪承畴是“二臣”，却没有人骂皇太极的军师、设计除掉袁崇焕的汉人范文程是汉奸（尽管这位明朝书生21岁才被后金掳为奴隶）。更没有人质问金代大文学家、汉人后裔元好问为何忘了“靖康耻，犹未雪”，因为他生在北方，长在金朝。“文革”时期极左，我们也没有把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人都说成“汉奸”，如今爱国青年的舆论好像日军一来，他们不跟国军撤退，那就该拼死或自杀，根本不屑考虑人求生的本能。日本战败而台湾光复了。如果没有二战或日本没有战败呢？比如，俄国人从中国夺取了海兰泡——所改俄文名字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向沙皇）报喜城”，和海参崴——俄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你让出生在那里或到那里工作的俄国人怎么办？俄罗斯族普通的士农工商要对他们祖先的侵略行为负责吗？他们是应该建设这块土地，还是掠夺了就走？作家林达在《西班牙笔记》里，开篇就写到世界文化遗产、令人叹为观止的古都塞哥维亚高达30多米的双层大理石砌高架引水槽。那可是公元前50年左右，古罗马的侵略者（征服者）所造的。经历多次不同民族的改朝换代，用了2000多年人们还在用。假如修造这座大渡槽的古罗马工程师留下了姓名，他难道不应该比所有的国王和将军，更应受到后人特别是塞哥维亚人的敬爱吗？有个流芳百世的故事，说是古罗马军队征服古希腊的叙拉古时，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正在他的实验室里画他的图形。士兵冲进他家时，脚步声使他惊醒过来，愤怒地喊道：“喂，走开，别踩坏了我的图！”结果，阿基米德便被刺杀了。接下来，罗马将军马塞拉斯处死了这个士兵，为阿基米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家可以不问政治，专注于他的科学事业。泛政治和道德化的教育，使我们爱审查别人的动机，与那个追问青蛙叫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中国皇帝差不多可笑。若要问为谁服务，一定要与国家政权挂钩，那么中国最有名的水利工程都与暴政或暴君有干系。你看，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是秦国统治下；离桂林不远的名胜灵渠，在广西兴安县境内（也叫兴安运河），打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又叫湘桂运河），是秦始皇为南征运军粮而开凿的（又叫秦凿河）。而《史记》与《汉书》都有记载的“郑国渠”，并非郑国的水渠，却是秦国的灌溉工程，以它是一个叫“郑国”的韩国人担任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而得名。这个韩国人郑国到秦国搞水利的初衷还真是为了韩国利益（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韩桓惠王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疲秦之计）。在施工过程中，秦王政发现了郑国是间谍，郑国也承认了，但是，秦王认同了郑国关于兴修水利是万世之功的辩护，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直到竣工。郑国就这样名垂千古，令关中平原的人们世代铭感。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水利工程大运河，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兴修。第一次是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称霸。第二次是隋炀帝杨广这个昏君暴君的意志，他是为了控制江南物产，还是为了南巡扬州看琼花，动机甄别重要吗？第三次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将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取直变成了京杭大运河，当然是为了供应大都北京的漕运便利。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大运河工程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比任何一个王朝的寿命都长。——征服和掠夺不过是转移财富的零和游戏，而建设却是功在千秋、利在人类的德业。对此，连秦始皇和郑国都有共识，我们今天的人怎么就只有国家政权民族这些观念呢？怎么就不能想象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并非那么看重在为哪个政权服务呢？事实上，从秦始皇搞“车同轨”、修“直道”、驰道（官道，国道，全国交通邮政网络），到我们今天修高速公路网、高铁网，谁不明白，是为了当代的发展，也将造福子孙后代？据台海网报道，马英九曾提议将台北“总统府”以台湾历史人物重新命名府内厅室，除思想家“台湾的孙中山”蒋渭水、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外，他主张在府内设“八田与一厅”。不论他的提议实现与否，表明他本人内心是尊崇八田与一这种科学家的。我觉得这个想法没有什么不妥（至于这样做政治上时机成熟与否，另当别论）。由此，我更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