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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不动性 —— 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理论困难 刘胜利 张卜天(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首先将“位置”定义为“包围者与被包围者相接触的界面”。随后，为了解释“船在河里运动”的例子，他又引入了不动性要求，将位置定义为“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引发了种种理论困难。最核心的困难是：在具体运动现象中，位置常常无法同时满足不动性要求和邻近性要求。为了解决不动性问题，《物理学》的评注者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未能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框架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理论困难揭示了位置学说中“不动性”概念的非技术化特征、位置概念的多重涵义以及静止与运动在本体论地位上的差异。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位置 不动性 对于理解和反思一个时代的世界图景来说，空间观念无疑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它是支配着这个世界图景的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先哲从来没有构想出一个完全几何化、背景化、无限化的抽象空间，那么这个事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科学史家，尤其是科学思想史家来说，这个事实却具有决定性的思想意义。由此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古代先哲的世界图景一定不同于伽利略、笛卡尔与牛顿所构想的世界图景，而且这个图景也一定不可能导向一种数学化的自然科学。 事实上，科学思想史的奠基人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就曾经用空间观念的转变来刻画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本质的特征：近代科学诞生于17世纪的科学伟人们试图用上述完全几何化、背景化、无限化的抽象空间来替代亚里士多德的空间观念，即由一系列位置构成、处处有别、内在于一个和谐有序的封闭世界的位置连续统［1,2］。简言之，从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到牛顿的绝对空间学说的转变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在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想通过空间观念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科学，反思近代科学的那些最隐蔽的形而上学预设，我们就应该把目光投向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我们应该细致地研究它的基本结构、基本观念及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然后再逐渐追溯它从古希腊、中世纪直到近代的发展与变革，才能最终理解绝对空间与近代科学诞生的思想根源。 当然，澄清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的空间思想史不可避免是一条复杂而困难的思想道路。在本文中，我们只能先踏上这条思想道路的开端：即以“位置的不动性”问题为基本线索尝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及其蕴涵的理论困难。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范畴篇》（Categories）、《论生灭》（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论天》（De Caelo）、《物理学》（Physics）等多部著作中论及了位置（topos, place）概念。这个概念很可能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3,4]，但毋庸置疑的是，《物理学》第四卷第1－5章是他对位置问题最集中、最系统的论述（[4], 206页）。这些论述无疑代表了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成熟观点[5]。不过，在后人看来，即便是这些观点也依然蕴涵着巨大的理论困难，其中尤以亚里士多德将位置的不动性要求纳入位置定义后所引发的困难最为棘手[6]。正是解决这些困难的努力推动着近代科学革命进程中空间观念的变革。 本文尝试通过以下步骤来阐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引入位置的不动性要求后所面临的理论困难：（1）澄清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的最初定义及其蕴涵的基本思想要素；（2）澄清不动性要求的引入过程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的最终定义；（3）阐明由此引发的位置学说的各种理论困难；（4）评估亚里士多德之后对这些困难所提供的主要解决方案及其局限；（5）简要总结这些理论困难所提示的思想意义。 1 位置的最初定义 “位置”是古希腊人用来概括空间经验的主要哲学范畴。它是科学的萌芽时代为了回答“在哪里？”这样的基本问题和描述各种基本运动而提炼出来的概念。但是，古希腊人既不像现代人一样拥有一个背景化、几何化的抽象空间（space），也没有任何坐标系的观念。因此，他们无法从抽象空间和坐标系出发定义位置，而只能从一个物体包围着另一个物体的素朴空间经验，从一个具体的包围者出发界定这个物体的位置。 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处的思想背景。他在这部著作中继承了前人关于位置的思考，试图从当时人们熟悉的各种空间经验出发给出位置的精确定义。在对空间经验做了一番分析与梳理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位置应该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 (1)如果一个位置是某物体的位置，那么它就是这个物体的包围者，而且位置不属于被包围物体的一部分； (2)直接位置既不大于又不小于被包围物体； (3)位置可以在被包围物体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它与被包围物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