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季版）七年级历史上册 第11课 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论“文景之治”文本素材 新人教版.docVIP

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讨论的“文景之治”是以文景时期为重点，同时也包括汉初在内的整个西汉前期政治。 一、秦末农民战争后阶级斗争形势的转化 　　要科学的论证导致“文景之治”的政策，首先必须分析秦末农民战争后阶级斗争形势的转化。 　　秦末农民阶级斗争的特点是民心思乱。因为“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 　　秦始皇刚统一天下的时候，“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贾谊：《新书·过秦论》），农民阶级要求和平和安定，是拥护皇权主义的。因为在战国的长期纷争中，人民饱尝战乱之苦。但是，秦始皇不给人民和平和安定。他“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汉书·贾山传》。下引《汉书》只注篇名），对农民阶级施行了野蛮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秦二世、赵高篡权，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削农民，“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苦极了当时的劳动人民，成千上万的人被折磨而死。整个秦王朝的徭役极其沉重。“戍、漕、转、作”经常征发农民二百万以上，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脱节了，社会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心思乱，农民阶级要革命，秦末农民战争爆发了，并一举推倒了秦王朝。 　　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推倒了反动的秦王朝，创造了阶级斗争转化的特定历史条件。因为农民战争改变了土地的配置，提高了劳动者社会地位，特别是沉重地打击了整个地主阶级，使新王朝对农民控制的力量削弱了。在这种情势下，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转，出现了汉初的民心思治。 　　所谓民心思治，就是农民阶级要求休养生息，安定社会，保有战争的胜利果实。农民希望回到田园上去生产，要求新王朝废除暴政，减轻徭役赋税，这是在新形势下农民阶级斗争的内容。 　　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汉初人口死亡过半，土地荒芜，粮食腾贵，“人相食”。农民“聚保山泽”或漂流异乡，卖身为奴。国家控制的户口锐减。西汉王朝贫弱不堪。“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无盖藏”（《食货志》）。经济崩溃了，人民力竭了，统治阶级想要增加剥削也几乎无所得。经济残破，危机四伏，这是汉初统治者面临的严峻形势。 　　面对民心思治和经济残破局面的汉高祖，命令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陆贾传》）的历史经验，寻求改变统治的策略。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是：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陆贾：《新语·无为》）这“举措暴众”“用刑太极”八个字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针对秦政之失，汉王朝要做到徭役不烦、刑法不滋、兵马少设，减轻对农民的暴力镇压。陆贾的这一套不同于秦王朝的治国理论，刘邦“称善”，左右呼“万岁”，说明了地主阶级拥护汉初政策的转变。 　　到了文景时期，政论家贾谊、晁错等人更大胆地指出：农民破产，标志着国家的政治危机，不应当允许这种现象出现。晁错说，农民“卖田宅鬻子孙”是因为“急政暴赋，赋敛不时”以及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食货志》）的沉重徭役负担造成的。贾谊针对这种情况大声疾呼：“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贾谊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若因“兵旱相乘，天下大屈”而造成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是“政治未毕通也”（《食货志》），不应当委罪于兵旱。 　　上述从陆贾到贾、晁的政论都说明了汉初统治集团清醒地认识了秦末农民战争后民心思治的形势。他们大谈农民问题，标志着汉初政策是以调整阶级关系为手段来重建封建秩序。这是秦末农民战争和汉初阶级斗争直接推动的结果。 二、汉初的调整政策和治国方针 　　刘邦入关，约法三章，表现了解民于倒悬的动向。于是天下归心，刘邦取得了胜利。 　　约法三章，只是一个序幕。序幕一开，秦民唯恐刘邦不王。高帝二年（前二○五）还定三秦，立即颁布“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高帝纪》）的法令。颜师古注：“田，谓耕作也。”刘邦承认农民占有土地。接着又在他所控制的蜀汉、关中地区颁布了免租、赐民爵以及减轻徭役的法令。 　　高帝五年（前二○二）西汉统一，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著名的以功劳行田宅和复故爵田宅诏（《高帝纪》）。一般的解释这个诏令是扶植地主阶级。我认为这样解释是片面的。近来有人解释这个诏令是刘邦替“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全面地反攻倒算”。我不同意这种论点。 　　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诏令的内容吧。 　　第一、“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诸侯子居留关中的受到加倍的优待，这是为了减轻安置和监护六国贵族后裔的阻力，不能说是扶植地主阶级。后来刘邦强徙六国贵族后裔于关中，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这条措施在客观上减轻了关东的地主阶级兼并势力，对农民是有好处的。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