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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之间银企关系及实业发展摘 要：民国时期交通银行被国民政府两次改组后，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其职能和业务愈趋专业化，积极开展铁路交通建设和纺织业放款，对近代中国实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但同时，由于被国家资本控制和受国民政府不良行为影响，其业务重心发生偏离，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下，交通银行难以对实业发展有更大的作为，这不是其自身所能决定和改变的。民国时期交通银行对实业贷款扶助的实绩，揭示了交行与实业间的互动及其与政府方面的利益纠缠，进而反映了这一时段银企关系的复杂与微妙。 关键词：交通银行；贷款扶助；实业发展；银企关系；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58-11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银行业以资金融通为杠杆，给民族实业以积极的支持，起到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对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这一部分予以关注，但多为宏观性论述，而缺失具体而微的实证考察，如对交通银行的专题研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①。近年来笔者在这方面有所探讨②，本文拟通过对交通银行实业贷款业绩的具体分析，从微观上折射出近代中国银行业与实业发展的关系，及在此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交通银行对实业的贷款扶助 1928年至1937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经济方面，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记录，这不仅表现在银行业的实力增长上，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成长起来的银行家们认识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必须着重对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实力薄弱的民族工商企业，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注：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这些人中有不少曾出任过交行的上层管理职务，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交行的经营方针和业务走向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1928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对交行两次改组，将其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后[注：徐锋华：《交通银行的两次改组始末和角色定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交行与实业的关系愈益密切。 （一）交通银行主要的实业贷款 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交行的主要实业贷款为数不少，再加上为企业透支垫款、保付价款等就更多了。据笔者粗略统计，共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建设放款，包括铁路23笔、公路11笔、水利10笔、电气12笔、航业2笔、公用5笔及其它2笔，共计65笔贷款；第二大类是工商放款，其中包括纺织17笔、面粉7笔、针织及化学4笔、矿产4笔及其它11笔，共计43笔；第三大类为农产类放款，包括棉10笔，盐7笔，丝茧5笔及其它4笔，共计26笔，合计为134笔放款。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详细介绍。笔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建设事业——修筑铁路和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纺织业为例，加以展开，希望能起到以斑窥豹的作用。 为了便于读者有个大概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比较分析，笔者将这一时段交行对铁路的放款情况整理成下表： 如表1所示，首先从时间上来看，铁路放款主要集中于1933—1936年，尤以1935—1936年较多，这既是中国经济生产最好的年份，也是交行实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有足够的资力向铁路建设放款；从信用方式上来看，非抵押即担保，或指定还款基金，说明交行对贷款业务的谨慎；从贷款额度来看，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小，只有3次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大，也只有60万元，另有一次10万美金的贷款，而与其他银行合作组成银行团贷款的数额则明显较大，最少都是100万元以上，上千万的也并不鲜见，最多的达到2200万。当然，具体的分摊比例不一，据笔者对照比较，发现一般情况下，以实力最强的中国银行所占份额较大，交通银行虽不能独占鳌头，但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占有相对较大的比例。银团联合放款在对铁路放款中是一种很突出的方式，在表1中所列出的21笔放款中，银团放款就有13笔，将近62%。为何银行业如此热衷于联合放款呢？因为铁路放款数额较大，通常一行难以独自承做，另外，联合放款也是“银行规避风险的需要”[注：诸静：《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既然可以减小风险，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考虑，自然愿意选择这种联合的方式来放款了。 再来看看对纺织业的贷款情况，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将其整理成下表： 与铁路放款最大的不同是，交行对纺织业单独的放款较多，联合放款较少，在表2所列17笔放款中，仅有5笔是联合放款，只占总数的不到30%，这固然是行业的不同而导致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