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及习仲勋相伴五十八年.docVIP

我及习仲勋相伴五十八年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党的利益第一位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陕西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次谈话，仲勋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一件大事来到了！” 这年冬天，就在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提起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们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希望我从政治上考虑，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同志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也是我们的介绍人），以及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等，婚礼上我和仲勋及几位领导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地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岁月中，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子屎不臭”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