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香港为邪教立法不乎法治精神.docVIP

香港為邪教立法不乎法治精神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資深大律師 就香港應否建立邪教法，筆者曾跟不同人士作討論。過程中有感很多人不明為何在香港就「邪教」立法有違法治精神。剛好香港基督徒學會擬出版刊物，探討香港宗教自由與邪教法問題，並邀請筆者撰文，論述在香港立邪教法對法治的危害，實感十分榮幸，也就在此拋磚引玉，跟大家分享就這問題的一些思考。 香港仍有不少人以為只要政府通過立法會立法，大家依法辦事，那便是「法治」。這理解跟香港行之有效，並賴以成功的「法治」制度的距離，又何止十萬八千里。立法可以沒有民意作基礎，只是由上而下，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和達到其政治目的。這樣的法，只淪為統治者的工具，為「人治」服務。「法治」制度中立的法，都必順應大多數受治者的意向，從保障人權和自由出發。 要三言兩語間完全闡釋「法治」與「人治」的分別，不易辦。「法治」包含的概念很多，並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最為人熟悉的概念包括： (一)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二) 程序客觀透明：「法治」重視當權者行使權力時必依循一套客觀基準，不因其個人喜惡和價值取向有所偏差。 (三) 司法獨立：法庭於審理案件時不受政治壓力，必無畏、無懼、無私地秉法以理作出判決。 「法治」還包含很多其他概念，不能在此盡錄。但在應否建立邪教法的討論中，比較切題的「法治」原則和理念，最少有以下兩個： (一) 法律必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依歸。 (二) 法必能客觀界定,不容武斷和濫用。 法律必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依歸 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是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 人治社會中建立的法,只是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 前者由下而上; 後者由上而下. 前者立法由人民主導; 後者立法由當權者主導. 兩者南轅北轍, 絕不能混為一談. 事實上，在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律均服從於律官以嚴、律民以寬的指導原則。在芸芸司法覆核和行政申訴的官司中，法庭嚴苛地要求行政當局尊重程序和秉行公義的例子屢見不鮮。這也是自然的。面對政府的龐大資源，較需要保障的當然是升斗市民。 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是受《基本法》第32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5條所保障的基本自由與人權。從有關《國際公約》的條文可見，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本身均不能受任何限制。就算限制人用以表示其宗教或信仰自由之行為的法律，要符合《基本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規定，也只能在該行為對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造成威脅而有必要時才可建立。 今天的香港，不但沒有出現非主流教派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就算一般的刑事犯罪行為亦不常見。針對坊間認為「邪教」所能造成的遺害，香港已有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規和普通法原則可供行政機關運用，而不至面對該等犯罪行為而感束手。在這情況下，根本沒有出現香港的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受威脅而必須立法取締「邪教」的情況。若在這情況下，政府堅持為「邪教」立法，就完全背離法律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任務這個基本法治原則。 根據香港目前的情況，未見有立法取締「邪教」的必要。若有「邪教」信徒威脅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在香港行之有效的法律已足夠應付該等情況。此等法律包括成文法與普通法的有關原則。其中較明顯的例子包括香港法例第一百五十一章《社團條例》中的第8條與第18條授權保安局長禁止三合會等非法社團在香港運作；也包括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第33B條所定協同自殺的刑事法律責任。此外，任何人煽動他人犯法或犯法未遂也於普遍法中構成刑事罪行。 筆者對於法國的客觀情況不了解，故未能討論法國社會是否已出現「邪教」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的問題而至有必須為「邪教」立法。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法國通過的《邪教法》代表了於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反映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而非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再者，在《邪教法》實施時，法國國民可通過其完備的民主機制對該法的實施不斷監察。若發現《邪教法》未能達至國民最初要求立法控制「邪教」活動時的效果，大可通過其代議機制修改甚至取締該條法律。這個客觀情況在香港尚未出現，也是討論是否應在香港為「邪教」立法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具體法律條文 筆者特把有關的具體法律條文節錄如下，以便讀者參考:- 《基本法》第三十二條有如下規定： “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進一步清楚規定如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香港人權法案》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