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思累利“青年英格兰”之梦.docVIP

狄思累利“青年英格兰”之梦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伦三岛，活跃着一位擅长文墨的政治明星。他两度受命组阁，主政期间多所建树，为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大英帝国带来无上荣光。随着帝国的扩张，他的声名远播海外。即使是在东方的华夏大地，论及他的文字也不时见诸报端。据学者考证，清末时由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和《画图新闻》最早发表专文，高度评价他的政治生涯，称其为“一时豪杰”；对其文学成就虽着墨不多，但也赞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每出一编，读者俱叹为奇才”。这位被时人誉为“豪杰”和“奇才”的大人物就是英国历任首相中唯一的小说家本杰明·狄思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 狄思累利出生在伦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3岁时皈依英国国教成为基督徒。1821年，他在父亲建议下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实习生。但他对法律兴趣不大，转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824年，他写了一部讽刺社会现实的短篇小说。该小说并未得到出版商的青睐，狄思累利在失望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之后，他又化名“时髦者”发表了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1826）。小说抨击了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在伦敦社会引发热议，作者的身份也很快被媒体披露出来，为此狄思累利受到评论界的严厉指责。这一时期，他还与人合作投资了南美矿业股份和《代议报》，结果蒙受巨额损失。此后他长期深陷债务之中，直到1852年担任内阁财政大臣时才得以解脱。 在经受连番挫败后，狄思累利极度抑郁，几近精神崩溃。1830至1831年，他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和近东的一些国家。对他来说，这次旅行意义重大。他不仅恢复了健康与活力，而且认识到只有投身政治斗争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回国后，狄思累利搬到了伦敦西区，开始出入豪华府邸，走访政界名流。但他的从政之路并不顺利。1832至1835年，他先后四次竞选议员，均以失败告终。同一时期，他创作了包括《年轻的公爵》（1831）《康塔里尼·弗莱明》（1832）《奥尔罗伊》（1833）《亨里埃塔·坦普尔》（1836）和《威尼西娅》（1837）等多部描写上流社会风尚的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 1837年，狄思累利成功当选保守党议员，从此青云直上。1848至1880年，他担任议会保守党领袖。其间，他曾三次出任财政大臣，两度担任首相，最终登上权力巅峰。在任期间，他对内积极推动议会和政府改革，对外致力于巩固和扩大英国的海外利益，被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 狄思累利在从政之余并未忽视文学创作。他最好的小说当推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康宁思比》（1844）《西比尔》（1845）及《坦克雷德》（1847）。有论者指出，狄思累利作为小说家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用小说书写了历史。他的三部曲在许多方面回应并创造性地发现了在工业大潮冲击下英国社会经历的变化，较早地对工业革命中的进步观念及其背后的功利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三部曲出版后畅销一时，狄思累利由此跻身19世纪英国最杰出小说家之列。狄思累利晚年还创作了小说《洛萨尔》（1870）《恩迪米昂》（1880）及残卷《弗肯尼特》（1881）。 “青年英格兰运动”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是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内的一个政治团体。该团体以狄思累利为核心，主要由几名青年贵族组成。他们反对时任保守党领袖兼内阁首相罗伯特·皮尔的政治路线，名噪一时。狄思累利为扩大政治影响，决定采用小说这种既符合时代精神，又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其所在团体的政见。“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就此应运而生。 由于狄思累利在英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且其作品中富含浓郁的政治气息，后世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政治生涯。他的三部曲多被看作是包裹着故事外衣的政治宣言，而不是描绘生活的现实图画，长期以来一直被排斥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之外。目前，评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狄思累利开创了政治小说的传统，他将意识形态与娱乐相结合，为正在经历变革的传统社会创造了一种政治话语。有学者将三部曲中丰富的政治语言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将狄思累利的政治思想命名为“社会托利主义”，把其特征归纳为：捍卫王权和国教的尊严、弘扬民族传统、恢复社会团结。 实际上，三部曲并非只是政治宣言那样简单。它们虽然产生于政治斗争的氛围之中，但其本身却表现出超越政治语境的文学和社会价值。值得首肯的是小说的文风。三部曲之所以深受读者好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中使用了许多模棱两可的语言，这种介于认真和反讽之间的文风使小说充满张力。英国著名评论家莱斯利·斯蒂芬（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之父）对狄思累利的作品有如下评论： 其哲学理论可以是真正的信仰，或只是一点虚张声势，或是对朋友甚至自己的戏拟。其华丽的段落，可能是有意的过分着色，或代表了他的真切的品位。其铺陈恰到好处，既可以说是讽刺家故意采取的荒诞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