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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及会计准则综述【摘要】文章以我国发布新会计准则体系为背景,从狭义的盈余管理为出发点，论述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关键词】会计准则 盈余管理 博弈 Healy(1985)的经典论文提到了薪酬契约下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时对会计政策的选择。赵春光(2006)研究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下会计政策的选择。以上这些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会计政策选择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而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为研究会计政策选择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契机。本文通过对前人的总结，整理出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的关系。 一、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界定 盈余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会计学界兴起的一个前沿研究课题,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物界一直以来都是热点话题。广义的盈余管理通常是指企业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个人谋取利益,而通过使用会计的和非会计的手段，使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的水平的操控性行为(Schipper,1989),这些行为既包含合法的操控性行为，也包括非法的或欺诈性的操纵行为。狭义的盈余管理就仅指非法的或欺诈性的盈余操纵行为。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狭义的盈余管理。同样，本文所指的会计准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狭义会计准则，即仅指一切规范财务会计信息生产与传输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标准。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会计准则作为一个会计信息的技术规范，现实中却存在大量对会计准则恶意误用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这便产生了对会计准则是否导致了盈余管理的产生、它们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的疑问。翻阅以往文献，很多学者对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关系展开了详尽的讨论，通过提炼与总结，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会计准则非“因”，盈余管理非“果” Schipper（1989）指出盈余管理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契约摩擦和沟通。所谓“契约摩擦”是指：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由于缔结契约的各方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冲突（魏明海，2000）。其中能够影响和改变企业会计信息的企业管理层就会产生选择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以此来影响利益分配的冲动。所以，会计准则只是提供了盈余管理的限制条件和发展手段，会计准则并不直接引起盈余管理。而盈余管理真正的动因，在理论界也早有关注。希利和瓦伦（1999）述及的盈余管理动机有：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监管动机等；秦荣生（2001）述及的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为：委托责任关系的存在、债务合同约束合理避税考虑、避免巨额政治成本、规避企业经营风险等。总之，正如沈烈和张西萍（2007）所认为的，会计准则天生不是盈余管理的动因，盈余管理也不是会计准则的直接结果。 （二）会计准则天生是盈余管理借用的工具 Paul M. Healy James M. Wahlen（1999）认为，实现盈余管理的途径主要有两条：职业判断和规划交易。这两条途径都是指管理当局凭借其对经济活动及其机会的了解,来选择符合该公司经济情形的会计方法、会计估计和披露方式。也就是说，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实现盈余管理。可见，会计准则天生成为管理当局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沈烈、张西萍，2007），它所预留出的会计实务处理空间及其与社会实践产生的时滞性都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操作的方法（来华，黄娇丹，2009）。但会计准则并不影响管理的存在，影响的只是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和花样而已。 （三）会计准则制约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对会计准则制定起反作用 会计准则本身是一种制度，它的存在是为了规范可能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盈余管理是一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操纵会计信息的行为，属于会计准则的规范范畴（罗慧君、何敏，2009）。从这点看，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杨英、张晓毅，2008）。另一方面，会计准则虽能制约盈余管理，但无论会计准则的制定选择哪种模式，盈余管理都能够随着会计准则的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其手段，通过弹性地运用会计准则来操纵会计数据，这样并不会公然违反会计准则，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和合法性。就是说，盈余管理对会计准则漏洞和相关选择权的利用，使其成为了反会计准则牵制的高手（来华、黄娇丹，2009）。 （四）会计准则和盈余管理存在持久动态博弈关系 邓春华（2003）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博弈分析，他认为盈余管理的实质是企业管理当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博弈行为，制度形成于“博弈”，并在“多次博弈”中逐渐变迁与完善。这也正是沈烈和张西萍（2007）所提到的，在博弈过程中，会计准则和进行盈余管理的双方相互揣测、分析对方，各尽所长，各避所短，争取主动，不断碰撞。由于双方的优势劣势具有一定的时空性、不同步性和不对等性。所以二者的博弈在某一轮次的较量中会表现得有所倾斜。但暂时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