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集美侨乡侨办教育的一些特点.doc

解放前集美侨乡侨办教育的一些特点 作者：王青松 摘 要：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逐步接受包括东南亚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渲染，并将接收到的现代教育理念结合本身具有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运用于家乡的办学实践，逐渐形成初具规模的侨办教育。民国时期侨办教育蕴含着众多现代性因素，为当地以及中国近代教育做出较大贡献。 关键字：华侨 侨办教育 现代性 引言 近百年来华侨华人与中国的教育关系，因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显示出不同的风貌：清末，海外华侨开始反哺家乡，捐资兴学，侨办教育刚刚起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华侨教育步入高潮，国内的侨办教育随之兴盛，成为侨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外华侨教育转变为华文教育，国内的华侨教育亦发生变化，然而，在国内侨乡和其它地区，仍有相当规模的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台同胞捐资办学。第一次高潮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国外的华文教育和中国国内的捐资办学又进入新的高潮。尽管上述教育关系的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因缘，然而时过境迁，这两次高潮时期华侨华人与中国教育关系的实质内涵已经相去甚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侨办教育的第一次高潮，是侨办教育史上最有价值的时期之一，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华侨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它是全面理解当时海外华侨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认识今日海外同胞在国内捐资办学渊源的历史依据。本文试图以集美侨乡侨办教育为对象，结合当时的国内外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华侨华人在家乡捐资办学状况及侨办教育的特点。 近代集美侨乡侨办教育概览 20世纪初期，随着清政府科举制度的改革，中国封建教育体制发生重要变化，同时，华侨办学也随之发展起来。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1月，晚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系统学制。这一学制为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依据，旧式的官学和私塾书院普遍改为新式学堂，中国教育开始迈向近代化。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标志着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虽然，这种变化仍保留了诸多封建教育的残留，但是在这种的氛围下已然建立起近代教学制和教育行政制度，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民国时期，进入由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的关键阶段，除了宏观教育体制的调整外，在教学课程、教学教材、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等领域，都在不断变革，力求与近代教育接轨。在引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力量中，公办新式教育由于诸多客观主观限制因素，都未能成为引导这一潮流的绝对主力，而教会学校作为当时中国最早的、明显有别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形态，在许多地方起到了先导作用。不过，在福建、广东等传统侨乡，侨办学校却日益兴盛，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当地引领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 近代集美侨乡侨办教育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且发展成为华侨办学的典范。集美侨乡侨办教育经历了清末的初兴期、民国（1912-1937）的高潮期、抗战的低潮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恢复期等阶段。在集美侨乡华侨办学的历史中，陈嘉庚先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嘉庚先生对于集美侨办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根据确实可据的史料，在1894年，陈嘉庚出资2000银元在集美创办了惕斋学塾，以便本族贫寒子弟上学。这是陈嘉庚捐资办学的开端，也是集美华侨办学已知的最早记录。而后，在1896-1912年间，华侨相继在同安县和仙门郊区创办学校，陈嘉庚积极捐资，先后捐助同安县阳翟小学建筑经费和平常费用计银洋5130元，占该校全部侨捐资金21316元的1/4。同时，这一时期闽南侨办学校大致有三种形式。其一，华侨独资或集资捐献创办。如1909年菲律宾华侨昊记蕾等人在南安创办诗坂学堂、诗鳌学堂等，1910年印尼华侨蒋报企、蒋报策等在泉州创办明新学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幼儿园等。其二，地方乡绅创办，华侨捐助。如厦门中学堂，原由叶大年、陈纲为总董创办，后华侨王隆惠捐白银一万两助办。其三，教会创办，华侨捐资助办。如泉州培元中学1904年由外国传教士安礼逊创办，曾到南洋各地募捐，印尼、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华侨共捐二十余万元资助。在集美地区，第一种、第二种是当时华侨办学的主要形式。华侨捐资形式也多种多样：捐建校舍、捐赠经费和设备、置产助学、设立基金等。即便如此，华侨办学的规模和程度仍较为浅薄，处于萌芽状态。 1912—1937年间的集美侨办教育，进入了第一次高潮。其在数量上表现为大量侨办学校的兴办。在特点上表现为“侨”字特色更为突出。相比于晚清及后来的华侨华人捐资办学, 这一时期的侨办教育，远离国内外巨大的社会动荡变革,持续时间达20年之久，更为成熟稳定，成为整个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历史上最关键最有意义的部分。辛亥革命后，受到孙中山的影响，20 世纪20、30 年代海外华侨掀起了回乡捐资办教育的高潮。这个时期华侨捐资最多、最为积极的教育事业家仍当属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