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大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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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大学》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终南文化书院和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一起分享中国古代经典——《大学》,谈一谈《大学》之道。我们的分享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大学》的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二部分,了解《大学》文本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大学》基本的理论构架;第四部分,诠释《大学》中“三纲”的意涵,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第五部分,对《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八条目”作一些解读。 第一,《大学》的地位与影响。 首先,《大学》在南宋以后,逐渐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之一。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辑合为《四书》,并分别撰写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之名定于朱熹,此后学者讨论儒家经典时也往往将《四书》与《五经》并举。 宏观来看,《四书》、《五经》都属于儒家经学体系,是历代儒家学者著书立说、阐明思想的基本依托。传统观点认为,孔子继承上古三代典籍以“删述六经”,编辑《诗》、《书》,修订《礼》、《乐》,作《十翼》,著《春秋》,对春秋以前的礼乐文明的内容与意义作了系统的记载、整合与阐述。从时间上来说,《五经》代表着孔子之前的文化积淀。而《四书》所代表的是孔子及其后学对《六经》或者《五经》的解释与推阐,是春秋至汉初所形成的儒家经典。 在儒家经典的体系中,《四书》和《五经》关系究竟如何?在政治、社会、学术等方面的多重影响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变化?有学者认为,汉儒普遍重视《五经》,宋儒则重视《四书》,认为《五经》学与《四书》学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学与宋学两大学术范式。这是从整个学术史角度去理解的。我们认为,既然《四书》之名定于朱熹,在探讨《四书》与《五经》关系时,就需要对朱熹的相关论述引起高度关注。通过审视朱熹的论述,可知《四书》与《五经》在后世无法判然两分,亦可明晰儒学在南宋之后的具体走向。 按朱熹的说法,《五经》和《四书》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五经》由于年代久远,文辞古奥,一般学者是难以理解其真谛的。相比之下,《四书》是在战国至汉初儒者所创作、整理而成的文献,文辞相对简易,义理更为畅达,学者理解起来也显得更为容易。所以,朱熹认为,学者欲学《五经》,则必须先从《四书》入手。他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在这段论述中,《四书》对于学者的基础性与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成为深入了解儒家经典的第一步。 在《四书》体系之中,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之首,既可引导初学者以正学之径,又值得学者终身玩味其义理。程颐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接踵其说,认为“人之为学,先读《大学》,次读《论语》。”“先看《大学》,次《语》。”在朱熹经典诠释的实践,《大学》也是最受其关注的一部著作。他曾说:“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书,方可读他书。”直到朱熹临终之前,他仍在修订《大学章句》,也可认为朱熹对《大学》的解读与诠释贯穿于其思想建构的整个过程之中。 之所以朱熹如此重视《大学》,是因为他认为《大学》是奠定学者修身治人规模的一部经典。朱熹在讨论《大学》的重要性时曾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比喻,《朱子语类》记载道:“《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这是从学者为学、修己、做人、处事这一整体格局中强调《大学》的重要性。朱熹又说:“《大学》是个大坯模。《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在这里,朱熹又将《大学》与《论语》作对比,突出了以《大学》为先的为学次第,为学者研习儒家经典提出了具体的进路。无论是比作“地盘”,抑或“坯模”,朱熹始终认为《大学》承载了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只有对《大学》形成了通透的了解与认识,掌握了这一大根大本,方能确立修学进德的正确导向。在《大学》这一基点之上,学者无论是在体贴圣道、昌明学术,还是建立事功上,都是可以无往不利的。 其次,《大学》的重要性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随着朱熹之学被悬为令甲,朱熹对《大学》的重视亦贯穿于后世的科举考试之中。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在这次科举的条例中,“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此后,《四书》成为历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必读之书。而《大学》作为《四书》之首,自然也在历代读书人科举应试时成为了重要的考试内容。明代科举考试第一场所试均为八股文,其中《四书》文三篇、《五经》文四篇。清乾隆时期,规定乡、会试时《五经》各出一题,改在第二场考。至此,《四书》作为科举的“头场”,在士子心中的地位便要高于《五经》了。《大学》在科举考试中成为考题,在历史上有不少例证。比如,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次科举考试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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