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之一：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doc

学术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之一：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杨学功 【原文出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1期第32～40，57页 【英文标题】From Discussions on the Standards of Truth to the Reform of Philosophy Textbook System 【作者简介】杨学功(1963-)，男，四川简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1 新时期前1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但却是从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开始的，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两次讨论的结局不同，人们对其评价似乎也大相径庭，但既然是回顾历史，就必须首先尊重历史。事实上，这两次大讨论都对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前一次讨论及其所蕴涵的理论问题的充分展开，催生并形成了80年代的认识论研究热，进而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后一次讨论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中断，但其所遗留的理论难题却成为价值论研究和人学研究兴起的思想酵母。 一、两次大讨论的开端意义 1978年5月11日，一篇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孙长江等多人参与修改的哲学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高度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这篇文章的发表犹如在沉沉黑夜中的一声惊雷，把人们从长期以来思想禁锢的迷信氛围中唤醒；而文章鲜明的针对性和不同寻常的发表方式，也大大增强了其影响力。文章发表后，虽然有过短暂的阻碍，但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数百篇。 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早就作了精辟的总结：“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从哲学上看，这场讨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虽然正如文章所指出，真理的标准问题本来是早就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决了的问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这场讨论不过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而已；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长期个人崇拜、语录标准、思想禁锢、迷信盛行的氛围下，回到常识也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事实上，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能深切体会到这场讨论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解放作用。它既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哲学基础，也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因而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起点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人们早有定评。 随着实践标准权威性的确立，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哲学界也对建国以后的几次著名哲学论争，诸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等都作了重新评价。而陈晏清的《“四人帮”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则对“文革”期间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作了比较全面的清算。 改革开放初期另一场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大讨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事实上，这场讨论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对“文革”期间践踏人的权利、蔑视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的历史悲剧的抗议与沉思，也是对当时“伤痕文学”的一种理论呼应；同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范围内兴起的强劲人本主义思潮作为支援背景，如南斯拉夫学者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苏联的官僚异化问题的揭露，波兰哲学家沙夫《人的哲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错误和过失”而带来的“道德危机”的反思，以及苏联理论界稍早开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等；而人们以前未看到过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的公开出版(1979年)①，则为之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复旦大学还专门编译出版了《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为读者阅读《手稿》提供参考资料。 1978年，朱光潜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