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 .docVIP

　　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科学发展观论文 --摘 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飞跃，其产生的重大成果从实践层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确道路；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科学理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党的文献的概括看，还是从“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看，都说明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建理论 　　在有关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往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论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成果”是特指理论成果，而不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如果由此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同于理论成果，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包括我们党的实践创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党的文献的概括和“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析，以期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所助益。 　　 　　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