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神话的科学价值.docVIP

科学价值中性(value neutrality of science)问题，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早就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探讨。有人认为，科学价值中性是指科学活动在道德方面和社会方面是不受价值约束的(value-free)。科学寻求自然规律，这些规律不管其发现者的国籍、种族、宗教或阶级地位，都是可靠的。虽然科学由于一系列的、对从未得到的客观真理的逼近而进展，但科学定律和事实具有不可改变的质。无论谁做测量光速的实验，光速都是相同的。正因为情况如此，虽然社会对科学的运用可以有善恶，但科学家只是一个标准的公民，并不对这些使用负有责任。科学的双刃刀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任何人都要捡起它、运用它。有人指出，科学价值中性是指科学真理的价值中性。科学真理是对事实的认识，而不是对价值的决定。在这里，必须对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决定做出区分：只有事实可以被认识，只有价值可以被决定。被认识的价值已是价值的事实，被决定的事实已是事实的价值。认识与决定是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态度。认识是理解和解释，决定是选择、赞许或拒斥。前者不能意含可能的实际行动，后者则可意含可能的实际行动；前者无指导性与规范性，后者则有之；前者不改变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主体，后者则改变决定的主体，创造决定的对象。这二者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则强调，在讨论科学的价值中性问题时，人们常常把对科学认识的价值中性的两种实际不同的理解加以混淆：一种理解认为价值中性是指科学家不应有偏见或偏爱，另一种理解认为科学家对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没有责任。这位作者声称：科学在认识方面应有价值中性，科学在伦理和社会方面应有价值关联性(value-dependence)。 纵观科学价值中性的众多议论，无非包含着如下三方面的涵义：其一是纯科学不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二是科学成果在价值上是中性的，其技术应用才有善恶之分，其三是科学认识是价值中性的，即科学认识的过程(研究活动)不需要价值判断，科学认识的结果(知识产品)不包含价值因素。 “纯科学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价值并不是在美学、伦理学和宗教意识中起作用的局部性文化构成因素，它是人类活动的任何形式所具有的。科学虽然具有自主性和自我发展的逻辑，但是它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的其他子系统的影响或制约，其中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当今的科学已带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化、商业化、军事化的色彩，受到来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出资人作主”(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这一古老说法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事实上，纯科学只是科学幼年时期的“童贞”和成年时期的理想。为科学而科学，为上帝之爱而科学在英国并未幸存到18世纪，其后科学就变成了有教养的、有钱的和有闲的阶级的活动。“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直到19世纪中期之前在英国还不存在，实际用的是短语“科学的耕种者”(a cultivator of science)。在法国，僵化的社会分层使科学院成为有教养的上流人士的发明者的俱乐部，直到1789年大革命后情况才逐渐变化。在纳粹德国，曾杜撰出所谓的“亚利安和非亚利安科学”(Aryan and non-Aryan science)的对立，犹太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受到“反相对论公司”的疯狂攻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科学”和“资本主义科学”之分，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根本无所谓“纯”科学。李森科以无产阶级的卫道士自居，反对摩尔根、魏斯曼的“唯心主义的”或“准法西斯主义的”遗传学。这种状况在现代中国科学史上也并不是稀罕事。不用说，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也有有利的影响一面，如17世纪英国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就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诚然，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有善恶之分，也就是说，它有被人恶用的可能性。但是，这不能归咎于自然技术(natural techno1ogy)，更不能怪罪于自然科学，这只是由于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1ogy)或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不完善所致，未能有效地约束恶用自然技术的人。就科学成果即科学知识本身而言，宁可说它是至善的，因为有知总比无知和愚昧要好。要科学家为技术的恶用承担责任固属苛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可以放弃其社会责任感，不去关心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科学家应该始终明确自己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为人类的福利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关于“科学认识是价值中性的”观点，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只要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才能使人信服这种观点也是难以立足的。 正如克莱姆克 所表明的，古希腊人并没有在科学或知识与价值或善之间、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在客观的与主观的之间即在“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