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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赏析评语 篇一：诗词鉴赏与评价 首先，就诗词批评而言，随着一朵朵诗苑奇葩的次第绽放，诗歌批评之作也应运而生，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是齐梁时代的刘勰提出来的，可遗憾地是《文心雕龙》并不是单纯论诗的著作。 第一部论诗的著作也是齐梁时代的钟嵘《诗品》，它全文才2400字，以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对两汉以来的诗人进行了品鉴。但他竟然在九品之中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反而是把名不见经传的李陵等拔为上品，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高度近视。 自北宋欧阳修首创《六一诗话》以来，一种新的诗歌理论批评形式――诗话、词话广泛流行至今不衰。它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以三言五语为一则，发表对创作具体问题以至艺术规律方面直接性感受和意见。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当属南宋严羽所著的《沧浪诗话》。如果说诗品还算不上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沧浪诗话》的问世可谓填补空白。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以《诗辨》为核心，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进行探讨，论诗标榜盛唐，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主张诗有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他讲求诗的意境超脱，他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义深刻，令人品味不尽。 其实北宋“三圣”朱熹也有文学批评，由于他是集此前理学家文论之大成，而理学又是元明清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他的批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 如他批评不是就诗论诗，而是另起炉灶：高举理学的旗帜进行。大致相当于当年我们用政治标准衡量一切。在他看来，文学最多只是理学的武器和工具。如在文道关系上，主张道本文末与诗文妨道。也就是说诗人作家是否拥有先进的思想才是置关重要，写诗作文的好坏倒在其次。他在《读唐志》一文中对自古及到他时的文人墨客作了一个概要评价，结论是除了“古之圣贤”和一个“天然”陶潜，后来的人都是道德不纯正，为文都很少有价值，竟把千古文章一笔抹杀。他评杜诗说：“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 值得庆幸地是，理学思想虽被统治者利用而长期成为统治思想，但他的文论却并未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思想，如若如此，恐怕早就是举国人民只有8个样板戏的萧瑟了。 最应重视的是民国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该著自问世以来，极受学术界推捧，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其独特在于王国维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洗礼，是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它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首屈一指作品。如他提出了“境界”说，用其统领其他论点，作为全书脉络，沟通全部主张。他不仅把“境界”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不仅是评词，也融就了其人生的思考于其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诗话和词话的区别。词是经过音乐陶冶的文学语言，自北宋后期发展到高峰才脱离音乐，成为文人用以抒情的的新兴诗体。既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因此词话亦可称为广义的诗话。若从历史上看，二者不同时期也还是有所区别。如北宋时大都诗话与词话混一，而南宋诗话与词话则相对分离，至清代词话更为独立。有人说词话摆脱作为诗话附庸的地位而自立门户，乃是词论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词的研究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固然有理，但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用这么壁垒分明，毕竟同属一个家族，既便是《人间词话》以词话相标榜，也仍有条目牵涉到评诗的内容，所以大可不必太机械较真。 有网友曾看“‘天纵伊夫无处不在”，几对所有读家词家都说三道四，便问天纵伊夫师从 何处，看何书，要求共亨书目。盖因其看书杂，又不求甚解，无师自通，更害怕误人子弟，故不置可否地推托。其实历史上的诗话词话固然需学习，但一般而言，中国诗学独有的评点式、随感式的评论特色、以及行文中对诗家字号、官职等尊称的滥用，往往令初入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到是今人的像夏承焘等老先生的《唐宋词欣赏》之类的小册子或许可一观，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代据说还有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的《管维录》，不好意思，我还没有通读全文，不好置评。窃认为，所谓学者为文，只因他们都生活在书斋或象牙塔里，又过于专注于所研究的学问，眼界过窄、就事论事或许是其硬伤。不是老王卖瓜，多关注天纵伊夫著的《天地诗话》，它是以世界眼光、当今视角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的品读，或许是你品读诗家词家的终南捷径。 一般而言，理论总是滞后于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