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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形式主义及神秘主义［文章导读］随着中国对世界格局日益深度的嵌入，我们这一古老的政治文明体究竟将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开始引起中国精英的关注与思索。但目前对于此一问题的研究，或囿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专业领域，或割裂国内问题与国际大势之关联。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主办的《大观》丛刊则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丛刊基于以下理念：中国的未来，必须建立在一种基于自身现状的世界主义建构之上。该刊集合了多个相关领域的学者，其中尤有多位年轻新锐，其成果令人瞩目。为此，本刊特邀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于向东和《大观》杂志编委施展就“中国的外交哲学”展开对谈。 建国初期双重外交格局的生成 施展：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日益复杂。近则周边，远则中东，外交上屡屡进退失据，引发国内外众多议论。当然，用一般的是非输赢标准衡量国际政治得失是幼稚的，但外交做得如此里外不讨好，一定还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促使我们应对中国的外交哲学进行反思。 于向东：今天的外交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逐渐生成的。这个环境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的成长正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当然也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要反思和讨论今天的中国外交，需要做一个基础性工作，即重新回顾1949年以来的外交史。在1949年后很短暂的时间内，毛泽东做出外交“一边倒”的决定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就被确定了。这个时代可称之为“革命外交时代”：那时我们有两层外交，一层是“内”外交，一层是“外”外交。前者指的是中国与苏联、朝鲜、越南、东欧各国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这是一种特别的外交关系。后者指的是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外交。 “内”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特殊的整体利益。在社会主义阵营联盟当中，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出让了国家的主权，以服从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目标。这是“内外交”的特性或本质。 施展：它服从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统一目标，在该目标统摄下，“内”外交有一个明显的核心存在，几乎所有兄弟国家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制定自己的方针。这与“外”外交的多中心主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于向东：它有着以苏联党为中心的、完全结构化的联盟权利体系。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知识很贫乏，与苏联相比完全处在下风，因此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基本服从于苏联的革命战略。在这个战略目标制约下，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带有“同盟者”或“兄弟”的关系。尽管中国也有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但首先需服从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从毛泽东到各级政府，再到民间外交皆是如此。 施展：中国在“内”外交的盟主这个问题上的考量，随着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更迭，也发生变化。 于向东：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吃不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民族主义追求现代化强国的努力发动中国革命。中国刚刚加入阵营的时候，中苏双方还缺乏根本的信任。根本信任的建立，不仅需要口头上一致的理念，还得有基本相称的知识水平，以能够深刻理解彼此的观念结构和利益。就这种特定意义上的知识水平而言，刚建国的中共还是很差强人意的。双方只好刻意遮蔽此种不和谐。1956年以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时，毛一开始并未在意识形态上挑起论战，却首先诉诸于民族主义。其实毛并非不想在意识形态上发难，但彼时我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准备工作还不足，还在学习。到了60年代初期，写中苏论战“九评”时，一套完整的理论工具就初具雏形了。50年代还达不到可以进行理论争论的水平，那时全党都在抓紧学习苏联教科书。最高领导人本人也不例外。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党关系恶化的时候，毛泽东开始将两党的关系切换成两国的关系来处理，以所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诉求，开始挑战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盟主地位，从而使得“内”外交陷入危机状态。“九评”之后，两党关系完全破裂，苏联也被迫开始回到民族国家意义上处理中苏关系：抛弃掉所谓兄弟关系，施加各种外交压力。这正好是一种可能唤起中国人历史记忆的处理方法，于是中方也抛出了“撤走专家”、“陈兵百万”、“逼债”等渲染表述，使得苏联在60年代初期被描摹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施展：“九评”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正常国家的外交争端不会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挑战与争论只在阵营争盟主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正常的外交格局中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正好是“内”外交的特征，党的关系与国的关系边界含混。结果当毛不谈党的关系而是诉诸国家民族利益，来拒斥如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议题时，苏联人也就晕了，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在60年代初，“内”外交向国家间外交的转换还不明显，但是毛个人开始有些新的考虑。 于向东：是的，某种渴望在毛泽东的心中开始生成了。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相当乐观，这来自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某种乐观估计，随后就是“大跃进”。经济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