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权制度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docVIP

以水权制度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从年初开始，中国参照耕地资源红线管理制度，设定了三条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既是中国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关键性一步，也为中国水权制度付诸实践进行了基础性准备。 水权，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等相关权利的总称。根据2002年新《水法》，中国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因此本文主要谈水的使用权。为使中国真正转变为节水型社会，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建立起以水权及其衍生出的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水权制度建设，形成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节水机制，是克服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系列制约因素的必要保证。 总量控制是关键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遇到了不同的制约因素。建国伊始，技术匮乏导致各行各业均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不足，其后又遇到市场制约，我们努力加以破解，中国不断取得发展。 第四个制约因素，是在第三个制约因素还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出现的，即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现在来看，这两个因素已成为当下需考虑的首要因素，它们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资源承载能力，是指某种资源能够承载何种程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承载多大的总量。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方面：耕地、淡水和能源。 假如只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根据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家都会赞成，但问题是如何建设，一定要找到具体的执行抓手。 这个抓手，就是要对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确定一个明确的总量。总量是一条红线，一个天花板。有一段时间我们治理流域水污染比较被动，因为虽然监测的大部分企业都实现达标排放，但整条河流的污染却越来越严重，这就是因为没有对河道纳污进行总量控制。 中国已经实施多年的18亿亩耕地红线制度，就是针对耕地资源进行的总量控制。水利部从今年初开始实施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三条红线”目标里有两条与总量控制有关，即用水总量和纳污总量，总量控制具有战略性、决定性意义。 从工程水利到资源水利 1998年，长江流域出现特大洪涝灾害，引起举国关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河却出现了严重断流。 当时100多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认为黄河断流是一种标志，说明中国生态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当时我刚到水利部任部长，我也认为，黄河断流问题所反映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长江洪涝灾害。黄河断流，标志着中国水资源供需状况出现了实质性变化，水利工作也要进行根本性转变。 以往中国水利工作的基本方式是，地方发展需要多少水，水利部门赶紧修大坝建水库来满足需求，再不够就打井，华北地区一段时间内打了几百万口井。造成黄河断流、地下水水位下降，“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中国水利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应如何转轨？以黄河为例，其治理目标是“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首先要留足“生态水量”。黄河流域多年平均水量是580亿立方米/年，河道的生态用水约需210亿立方米/年。 在预留出生态用水量之后，剩下约370亿立方米/年的黄河水量，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量。为了合理利用，沿黄各省区之间必须进行合理分水。早在1987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就针对黄河水量进行过一次“87分水”，但真正执行此协议，是在1998年黄河断流之后。 以宁夏为例，其每年分得的黄河水量是40亿立方米。为了使之合理利用，宁夏最初将水资源指标具体分解到各个地级市，各地级市再分解至大的工矿企业、灌区、居民区。在总量指标之外，还确定了各行各业的用水定额。譬如，炼钢企业1吨钢用水量，农业种1亩玉米的用水量等等，这样，各行各业的用水量都有一个具体的可衡量的定额。 黄河流域等北方缺水地区有必要针对水资源实施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对于每年径流量达到1万亿立方米的长江流域等南方富水地区来说，是否也需要采取这套措施？答案是肯定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供水，尤其是城市供水，实际上是在消耗能源。水从河道内经过自来水厂，到水泵房，到每家每户的管道，这些过程都在耗费能源。因此，节水本身就是节约能源；二是污染，使用1立方米水会产生0.8立方米的污水。用水量越大，需处理的污水就越多，成本就会高。当然，考虑到南北方水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别，北方应以总量控制为主，而南方则应偏重定额管理。 中国水权三要素 对用水总量有了具体限制，对用水效率以定额指标进行考核，再加以经济、法律、行政、工程科技等手段，各行各业、各家各户都在往节水方向走，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构建起“节水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水权。 以黄河的“87分水”为例，通过政府主导、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