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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管理方法政策选择摘　要：垃圾定价收集和处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越来越普遍，然而在垃圾需要收费的情况下居民素质不高可能导致非法倾倒垃圾。一些研究表明，押金退款制度，可以起到像垃圾收费一样的作用，并且不会产生非法倾倒垃圾的问题，使得产生的垃圾达到最佳数量。即便是在受约束条件下，押金退款制仍是很理想的。本文结合我国现状，联系理论，并提出促进城市垃圾减量的经济管理政策，以完善当前管理体系。 关键词：约束最优；押金退款制；再生程度；激励； 中图分类号：X7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4.5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24-02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垃圾围城现象日趋普遍，严重威胁城市发展以及居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据杭州市城管办统计，2010年杭州市主城区垃圾增长量达10.2%。根据杭州市垃圾产生量及处置现状，如不改变垃圾处置结构（2010年市区垃圾焚烧和填埋的处理比例分别为41%和59%），天子岭填埋场使用期仅有8.2年。杭州生活垃圾管理问题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具体从以下理论方面进行研究，联系实践，为目前的管理体系提供参考。 一、押金退款制 如果垃圾按量收费能反映个体废物收集和处置以及其他关联的外部边际成本的总和，那么在不存在非法倾倒的情况下，产生的固体废物水平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消费者非法倾倒，就会带来额外成本。包括额外的外部成本或额外的监测、执法、收集非法倾倒废物等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总和可能超过从合法倾倒垃圾的减少所带来的收益。 Dinan（1993）[1]和Fullerton和Kinnaman（1995）[2] 的研究获得的一般结果表明，只针对产品原材料的政策，例如再生材料的补贴政策、对初级原料征税，并不能达到垃圾排放的最佳数量，除非同时对产成消费品也征税或给予补贴。Fullerton和Kinnaman（1995）也表明，在对初级材料的征税案例中，其他生产投入的材料也必须征税，以达到最佳水平。对于再生程度标准进行研究后，Karen palmer和Margret Walls（1997）[3]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在使得固体废物排放和回收量达到最佳水平的效果上，再生程度标准是远不如押金退款制度更优越的。对最终产品征税和回收补贴相结合的押金退款制度，可以起到像垃圾收费一样的作用，并且不会产生非法倾倒垃圾的问题，使得产生的垃圾达到最佳数量。只要押金等于退款，且都等于排放垃圾的边际社会成本，那么就能达到社会最优值。对于其他投入生产的资料进行征税或者补贴都是不必要的。 在Margret Walls和Paul Calcott（2000）[4]的另一篇著作中，同样对于押金退款制能使垃圾排放达到社会最优进行了研究。在这篇论文里，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得出产品i的（逆）需求方程是： Piq(ρi，αi)=Vq+Pir(ρi)Iiαi-(1-Ii)fαi （1） αi为产品重量，ρi为产品再生程度。一个产品再生的程度决定每公斤产品在回收时的成本K（ρi）。他们假设，产品生产投入的物质资料有初级（新提取的）或次级材料（再生的）组成，市场充分竞争，增加产品的再生程度能降低回收成本，但这个比率逐渐下降。如果对于某产品，人们能付出较低的处理费用或取得更高的回收费，那他们会选择重量更轻或者再生程度更高的产品。f是每公斤垃圾的处置费，Ii是一个指标，取值1或0。如果产品被回收，那么Ii 等于1，否则为0，Vq是消费者为任何企业额外消费1单位产品的边际支付意愿。消费者为产品i支付价格Piq，且（如回收）以每公斤价格Pir 卖给回收者。 假设初级和次级原材料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是完美替代品，初级原料的开采规模报酬不变，单位开采成本为γ1。因此每个生产者以价格γ1支付每公斤原料，此外每公斤产品还可能要征税t。假设没有任何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被产出。物质投入的总重量等于其产成品的总重量αiqi，qi 表示产品产量。因此生产者为其物质投入支付（t+γi）αiqi。生产者也会要支付非物质材料的生产成本Ci（αi，ρi，qi）。其他都是相等的，增加产品产量或再生程度，或者减少产品的重量将增加非物质成本。因此，Ciq0，Ciρ0，Ciα0。利润等于收入减去物质和非物质投入的成本：Piq (ρi ,αi)qi-Ci(ρi,αi,qi )-(t +γi) αi qi。由方程（1）得出利润可以写成： Vqqi-αi qi.{[f+γi + t]-[Pir(ρi)+f] Ii }-Ci（αi，ρi，qi） (2) 对于每个生产者来说，均衡在qi，ρi，αi值使得方程（2）为极大值时达到。这些值将取决于Pir和Ii。如果生产者完全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