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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及队伍激励机制探究摘要：以检察权性质为主旨的组织体系、内设机构和检察人员是广义的检察体制的3个不同层面，内设机构和检察队伍是宏观组织体系与微观检察人员的个体行为之间的中观桥梁。鉴于我国审级制度中的不同功能地位、权限配置，基层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改革和“内涵式”发展的队伍激励机制问题对于检察体制改革乃至司法体制改革意义重大。 关键词：基层；检察权性质；内设机构；“内涵式”；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223-03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09—2012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科学设置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规范基层检察院各业务部门之间职能划分，优化检察职能配置，整合检察资源，使基层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由以四级两审制为代表的司法体制决定，我国约80%以上的检察业务量集中在基层，约80%以上的检察人员也集中在基层。申言之，最高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主要负责调查研究、规范指导下级院的工作；市、县两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担负着绝大部分的一线办案任务，是整个检察工作的基础。 可见，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在司法实务中角色、分工的差异性，亦即检察权限配置的向下倾斜——较多地赋予基层检察机关具体实施，这种特殊的司法权重决定了基层检察院的内设（业务）机构作为“检察权分解的组织体现和检察官办案的行政组合形态，对检察职能实现和检察改革的成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1]。 本文将广义的检察体制分为3个不同的层面：以检察权性质为主旨的组织体系、内设机构、检察人员；3者关系是：组织体系是检察权运行的保障，内设机构是支撑载体，检察人员是核心。基于此，笔者将着重围绕3者关系中的作用机理展开论述，凸显出基层检察院的内设机构改革和队伍激励机制问题在检察体制整体改革中的基础性价值与借鉴意义。 一、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及对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设置的形塑关系 一直以来，我国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乃至某种程度的功利化模式，已经渗透进基层检察院的工作任务、考评考核、队伍建设、编制经费等诸多方面，未能将司法的规律性很好地吸纳、融合。尤其是，基层检察（司法）机关肩负较大的执法裁量权，而行政位阶、经济待遇较低；法律监督同行政之间逻辑系统、话语系统的不协调、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现为“以块管理为主”引发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常态分离上，甚或基层检察院与上级检察机关之间潜藏的一种信任亏缺和疏离效应。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将我国检察权的应然性质纳入内设机构改革的目标体系之中，但也不能忽视实然运行状态的某些变量因素。 所谓性质，从哲学意义上说，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的、独立的、特殊的根本矛盾，反映了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这个层面上，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宏观宪政所决定并相互作用的，根源于特定历史渊源关系和社会传统背景的，强调其权力制约、分工之法律功能的独立权种 [2]。与检察权的根本属性相比，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只是反映特定时期检察权内容的较浅层次意义上的“性质”，不能涵盖我国检察权的整体面向与发展全貌，且这种一般属性会伴随法治社会的进步而演化，如检察系统的数次“扩权”过程。 继而，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以及一定时期的表现形式，现行检察权的内涵可以分为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类；从已有的内设机构设置上看，体现其司法属性的审查起诉、侦查监督（审查逮捕）、民事行政检察等业务方面应该以检察官个人的法律判断和价值选择为主；而体现行政属性的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监所检察等业务方面应该偏重检察系统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与资源、信息的统一调配。 当前，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在基层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的物化层面上，缺乏一种平衡的限度，主要表现为反贪、政工等部门的机构“高配”问题。有学者主张扩大反贪局的独立性，提升其行政职级和规格，使之成为检察机关主管的相对独立的反贪污贿赂专门司法机构 [3] 。对此，笔者认为，反贪等部门的“高配”以及宣传上的误导，并没有法律依据，反而过度强化了检察机关整体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利益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反贪部门作为检察院内设业务机构之一的职能定位，乃至影响了法律监督整体功能的发挥。进而言之，客观上容易酿成反贪部门之于检察机关母体的分离态势，法律监督体系不时应对着质疑、重构的潜在危险。以至有观点主张，在成立了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专职反腐败机构后，可以把反贪局从面向全社会的反腐败机构转向司法系统内部的反腐败机构[4]。另外，“高配”格局的长期存在会影响内设机构的“生态平衡”，不利内设机构之间的平等协作和相互制约，甚至影响到了检察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5] 。所以，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