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中日间谍战.docVIP

抗战时期上海中日间谍战“西安事变”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首要目标，抗战己成为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的头等大事，这个黄埔系中一贯主战的少壮派军人，便把他的工作重点转向加强对日本的情报搜集和斗争行动的方面来。1937年，在他亲自领导下，军统与日本间谍在上海展开了一场波谲云诡、斗智斗勇、高水平的大较量。 1887年，日本在上海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后来又易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其实，这是一个打着“贸易研究”、“学院”旗号的日本间谍在华的大本营。它一贯从事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活动。抗战前，它由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担任领导人，专司在中国各界的高层人物中物色对象以收买其为汉奸，它的活动范围遍及全中国。 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章乃器先生便向戴笠推荐了他的两个得意门生程克祥和彭寿，建议让他们参与戴笠领导的对日反间谍的斗争。对章乃器推荐来的这两个索不相识的人，戴笠自然怀有戒心，他向来极为精明、谨慎，自然不会对其委以重任，于是便派他的部下，他最为信任的得力助手文强去章的寓所与程克祥和彭寿见面，洽谈并进行考察。 双方见面后，程、彭二人表示：他们都是同文书院的雇员，值此国家蒙难之秋，他们愿意利用他们与同文书院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的日本海军俱乐部去，搜集日方情报以报效国家。他们并提出建议和要求：可成立一个“文友社”的组织为掩护，以他二人分别任社长和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个人以展开活动；需三层楼房一幢为社址，需活动经费法币一万元，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文强回来便将情况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戴笠认为：“只恐章乃器先生上当也！”(这一判断很准确：程、彭二人果然是“双面间谍”，他们一方面出于爱国热忱愿为国家效劳；只一方面也想借此了解些中方抗战活动的情况提供给同文书院，从中捞些油水)，但经过反复斟酌、思量后，戴笠便拍板决策：“也只能将计就计了，反正在租界上谅他们也跳不出我的手掌心。”于是便批准了程克祥和彭寿提出的条件，并责令文强：当夜要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弄出来以便上报备案；三日内要把“文友社”这一反间谍网建立起来并立即展开活动。随后经其深思熟虑，戴笠又设计好了一整套周密的计划，一步步实施以达其预定的目标…… 戴笠一是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王树人去“文友社”担任看门人和收发工作，而实际上他却是“文友社”这座反间谍机关的特工总负责人。王系跛脚，到了“文友社”后便处处装出一副奴才相，昏昏痛庸，低声下气，笑骂由人，不但程克祥、彭寿一直都把他当作下人看待从未引起过丝毫怀疑，就连戴笠派进“文友社”的所有特工人员也没识破这个跛子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王树人维妙维肖地扮演着他的“看门人兼收发员”的角色，他平时却以不直接接触的方式，对手下的特工人员不断进行联络，下达各种指示，神秘而有条不絮、卓有成效地领导着他的部下。二是戴笠又让文强去通知程克祥、彭寿：聘用记者必须采用考试招聘，从应聘者中择优录用，不能通过私人介绍录用。同时，戴笠又派遣手下的安占江、吴忆梅两位女特工前去应考，安、吴二人不仅年青貌美，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还在中央警校受过特殊培训，善绘画、懂照相、会擒拿打斗、骑马打枪驾车射箭样样皆精，系全能高级特工。她们按照戴笠面授的机宜行事：去应考时不能锋芒太露以免露出马脚，但也不能装得太笨拙反不被录用，须掌握“适度”为佳。二人都能说会道，去应考后果然被择优录用，顺利打入了“文友社”成为记者，戴笠布下的这两个“暗椿”，却未引起程克祥、彭寿和日方间谍的任何怀疑。 程克祥介绍了一名日本间谍进“文友社”来当记者，戴笠就指示文强向程提出：必须通过考试，审查资历，以便确定工资。这一招迫使这个日本间谍知难而退，主动提出自已可以不计报酬，这无形中也等于是自我暴露。戴笠权衡利弊得失后指示文强：可以作出让步让他进“文友社”来，若坚决拒绝便会打草惊蛇，而佯装不知让他进来可暗中密切注视其动向则为上策，尚可从他身上窥测到一些“内情”也！程克祥还引荐进来一个日本间谍充当社里的司机，此人十分狡诈，圆滑老练，很难对付。于是，安占江、吴忆梅便在社里的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如何如何不好，要大家齐心合力来对付他，这一招果然见效，日方作贱心虚，以为是这个司机已经暴露了身份，便下令让他以自动辞职为名，把他调走了。于是，戴笠趁机指示文强，通过巧妙的社会关系，把高级特工阿毛介绍去应聘当了社里的司机。阿毛打入“文友社”后，与王树人可谓珠联壁合，配合得很好，当然，他也连做梦都没想到过，这个天天与其见面的“王跛子”，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同时，戴笠、文强又不断通过章乃器、胡子婴这对爱国夫妇，不断对程克祥、彭寿施加影响，而抗战机密则对其守口如瓶。时间长了，再加上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