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及绥阳儒溪书院.docVIP

柳宗元及绥阳儒溪书院是谁出于什么动因而建儒溪书院呢？史料中有三个说法。一是“祀”，即祭奠柳宗元；二是“仰”，即敬仰柳宗元；三是教化后人。 在贵州绥阳历史上，曾有过一座儒溪书院，又名柳溪书院，别号柳公祠，位置在过去的绥阳县朗里大溪源之江家湾右里许，现在的绥阳县蒲场镇大溪源沟柳塘湾，相传为唐代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所建。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绥阳志》和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绥阳县志》上，有多处关于儒溪书院的记载。 至于儒溪书院由何人建于何时，《儒溪书院存疑碑记》说，有个自称柳宗元后人的柳益元，称已圮毁的书院是柳宗元于唐乾符三年入播后修建的。唐代的播州，相当于今遵义市，治所在今绥阳县境内。乾符三年是公元876年，柳宗元生于公元773年，卒于公元819年，时间上相错了几十年。而所有史籍均无柳宗元入播记载，只有柳宗元被贬柳州、刘禹锡被贬播州时，因刘禹锡有老母在堂，播州太偏远、蛮荒，柳宗元担心刘母经不起路途颠簸，要求与刘禹锡对换到播州来任刺史，后因皇帝改变主意，改贬刘禹锡到连州，柳宗元仍去柳州，留下了“易播”的千古佳话。 由此可见柳益元的说法是靠不住的，《绥阳志》“乾隆志”的记载可以佐证： 余少时闻以柳易播之说，意有其事，及见子厚全集与墓志，始信公之未入播也。绥阳治西二十里，有柳溪书院，遗址堂庑尽废，仅存角亭一楹，佥谓昔柳公所建，有耆年益元者，公之后也，世藏公遗贴，昔有见者，今无存矣。因诏见元，询其始末。谓：“公，实乾符三年入播。”相传如此，似非无因，遂捐资补葺旧宇，择其近院田地三十亩，授元为业，并量免其杂差，俾世守祠祀。无斁宁以疑存祀，不容以疑废祀也。昔刘梦得、柳子厚、李太白俱以救李璘坐罪，谪贬夜郎，今播志有怀白堂庚年谱。又谓白流夜郎，即半道承恩放还，是白亦未入播也，而何以又有怀白堂也？堂在正安乐源乡，与县属长嵌相咫尺，距夜郎城之百里，岂半道承恩此地耶？因窃意公初为刘以母老请易，刘得改，而公遂仍之柳州，亦未可知。人生踪迹，不能详载。公或曾经其地，亦未可知也。不然，梦得与公，均名贤也，倘以好事者借名为重，何独于刘而遗之？姑志之以质疑。（明?詹淑《儒溪书院存疑碑记》，见《绥阳志》“乾隆志”） 唐元和间，柳公与友人刘梦得俱出为刺史。公得柳州，梦得得播州。公以梦得之亲在堂，不堪远谪，言至泣下，愿以柳易播，会宪宗改梦得于连州。今播地有儒溪书院，相传为公遗迹，事属无稽，而易播一语，友谊笃挚，高风千古，有关名教，则事之有无不必辩，而祠之存留宜也。公，解人也。余于公为后学，慕公之文章，仰公之气节，匪伊朝夕矣。甫任即展拜公祠，见其堂庑尽废，只余数椽，恻然伤之，遂以缮修为己任，乃命择吉鸠工庀材，而里民好义者，莫不负畚荷锸，群焉趋事。不数月，前后堂宇六楹登进有防，环缭以垣，靡不就绪。余偕簿尉韩、朱二君，陈生、王漠等群往拜谒，见其栋宇巍峨，气象轩敞，而柳公当年笃友之谊，历万世如一日，余因之有感。三晋距播七千余里之遥也，萱亲在堂，不殊昔之梦得也。谒选辞亲之时，啼泣伤心，人所听睹，而长太息也。欲希柳公之关心者谁乎？嗟！嗟！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哉！因记柳溪书院，而并及其事，以寄慨耶。（明?冯士奇《重修儒溪书院碑记》，见《绥阳志》“乾隆志”） 那么，是谁于何时修建了儒溪书院，就成了历史之谜。 绥阳的儒溪书院经过多少次重修已无详载，从以上二则史料中只能找到詹淑和冯士奇两次重修的记载。明万历二十九至三十三年（1601-1605年）任绥阳县令的詹淑看到“存角亭一楹”，这已距柳宗元约800年了。绥阳在詹淑以前没有真正建县，县志中找不到史实来证明。但到了1612年，冯士奇任绥阳县令时，才重修几年的书院不知何故又“堂庑尽废，只余数椽”了，于是冯士奇再度重修，使之“前后堂宇六楹登进有坊，环缭以垣”，“栋宇巍峨，气象轩敞”。但维时不久，至崇祯年间（1627-1644年）拔贡程生云的《儒溪书院》诗中，就“至今唯存残碑在”了，这之后再没有重修记载。 柳子何尝至播州，只因播土仰高流。闻风便设陈蕃榻，计日应同郭泰舟。幸与刘郎成一易，欲教司马不终游。至今唯存残碑在，野老津津说不休。（明?程生云《儒溪书院》，见《绥阳县志》“民国志”） 1694-1702年任绥阳县令的任昌期写过一首《摘得新?柳公祠》，但读不出儒溪书院是存是毁的任何信息。 “乾隆志”在《古迹》篇中，说它已“圮”了。“民国志”中还有关于儒溪书院残碑的说明，仍是冯士奇重修之事。证明儒溪书院是在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这段时间内圮毁的，冯士奇后再没有重修过。如今只有残缺的碑记。 关于书院的消失，还有个民间传说。相传有一天，先生正在讲学，一头小鹿跑进书院躲在了先生长袍下，接着一个猎人闯进来扫视书院，没发现小鹿就离开了，先生放走了小鹿。一天，小鹿又跑进书院衔着先生的衣角往外拽，先生顺着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