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发展影响.docVIP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发展影响摘要: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最为紧密。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土地制度几经变迁，适应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农业发展亦需市场化。本文从土地制度历史演变和惯性分析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可能方向将对农业发展产生怎样的推动，促进商品农业经济。 关键词:农业 土地制度 商品经济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农村土地政策几经变迁,每个时期的土地政策对农业发展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农业发展到某个阶段也都需要相适应的土地政策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适应更高层次的农业发展。本文将主要从中国土地制度历史演变和惯性分析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可能方向将对农业发展产生怎样的推动,促进商品农业经济。 1、中国土地制度沿革 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土地历来是维稳的基础,农户就业和生活得以保障是土地政策的重要目标。封建制度下历史上几度土地政策变迁,都是围绕着“土地兼并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的判断。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所谓私有制指的是君主、地主、自耕农土地私有,其它则为“官田（公田）”,地主阶级是封建统治的基石,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租佃形态的几次转变成为划分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战国起便有无地农户与有地者的租佃关系;唐代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农业生产大幅提升;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之后无地农户与地主的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契约纳租意味着农户在很长时间内对土地拥有支配权力,生产自主权提高,农户有意愿在土地和经营上进行投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对于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论述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农为工商之本,三者均可通过市场自由调节。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以农业为主工商为辅,因而中国不存在工商为基础的市民阶级。晚清时期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不约而同得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针对的是农业,中国共产党也是进行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实现农户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被高度统一于个体农户,空前调动了农户积极性,1953年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近10%。1953年始农户土地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实现了对农村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并未根本改变。1958后人民公社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农业基层经营组织与基本经营单位所取代。“集体生产用什么来激励其管理者提供充分的有效监管呢?Alchian和Demsetz(1972)指出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其实就是一种剩余权(residualclaim),正是这种剩余权激励所有者努力监督,行政等级制替代剩余权”,组织监管成本过高激励不足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上的低效供给。 1978家庭联产承包制由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恢复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经营权依然分离,但农户利益与土地产出直接挂钩, 因而一度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持续高速增长。 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家庭承包制按人口和劳动平均分配土地, 不同质量抽肥减瘦切块平均分配,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集中和规模经营。土地所有权不明确,经营权不能出卖和转让,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资源难以通过合理配置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部门收入差异化加剧,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土地粗放式经营和撂荒现象增多、土地利用下降。 土地产出与农户直接挂钩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第二轮承包中对土地承包期的再度延长,不少地方也相应进行了土地流转的探索和实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不断凸显并被放大, 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面临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 该制度的效率逐渐释放并濒于殆尽。 2、当前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一直是重要经济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城镇用地短缺倒逼农村土地改革,农村经济发展也势必需要土地制度改革。但土地制度牵涉到众多农户人口,改革存在诸多难点。温铁军认为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中国当前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农村土地改革。改革问题首推土地法定权利主体不明确,农村土地产权模糊。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集体”没有明确的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定位,集体与农户没有明确的利益分配,实践中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事实上已由土地使用权或称经营权所代替。 明确产权学界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大体有三种看法,土地私有化如周其仁等人,国有化如马小勇和白永秀等人、深化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如温铁军等人。根据交易费用理论,要达到明晰农村土地产权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