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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道德基础探究[摘要]道德基础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一问题上，弗里德曼等人以企业利己主义为股东至上论进行辩护，弗里曼等人以义务论为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辩护，但这两种辩护都存在着问题而不足以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合理的道德基础。后果主义理论通过为波特等人提出的共享价值论进行辩护，以及为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合理辩护，显示了其优越性。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利己主义　利益相关者　共享价值　后果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127-05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为CSR)这一概念自出现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巨大争议，围绕CSR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否认CSR的存在，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为股东赢利，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企业在赢利的同时，还对股东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对CSR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一方面，通过对否定性的观点进行分析，揭示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对肯定性的观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CSR的合理道德基础。 一、否定性的观点：股东至上论 尽管不同学者对于何谓CSR存在着诸多纷争，但是无论是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CSR是指企业在最大限度地实现股东利益之外所负有的责任。股东至上论者是CSR的主要反对者，从20世纪30年代的贝利，到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波斯纳等人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贝利在同多德的著名论战中指出，企业管理者是企业股东的信托人，应当以股东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这样既体现了股东通过契约设立企业的目的，又限制了企业管理者对权力的滥用。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波斯纳明确否定了CSR的合理性，其中以弗里德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其利润》一文中，弗里德曼对当时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指出如果企业有社会责任的话，那么唯一的责任就是“在规章和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除此之外，企业没有义务承担超越股东利益之上的社会责任，如果社会要求企业承担这一所谓的责任，这不仅会损害股东的利益，甚至会威胁到“自由社会的基础”。股东至上论的道德基础是企业利己主义(business egoism)，这种利己主义既不同于心理利己主义(行为者事实上总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不同于伦理利己主义(行为者应当始终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指行为者在从事企业活动时应当追求他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并不必然在其生活的其他领域接受利己主义”，因而，企业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应当“遵守法律，服从道德原则，尊重私人财产，诚实履约”。基于企业利己主义这一道德基础，股东至上论包含了两个要点。首先，企业的目标是为股东赚取利润，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关于现代公司是否是利润最大化者这种争议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次，企业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应当接受一定的约束，弗里德曼在论述“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的观点时总是不忘记对这一目标进行限制：企业在赚取利润时必须“遵守那些包含在法律和伦理习俗中的基本的社会规则”。因此，如果我们宽泛地理解CSR，将对法律和伦理习俗的遵守等也视为是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股东至上论者实际上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所有社会责任，而仅仅是反对像慈善捐款这样的积极责任。例如，弗里德曼认为企业没有义务进行慈善救助，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这种出钱的方式是不合适的使用公司资金的办法”。作为股东至上论的道德基础，企业利己主义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质疑这一观点是否还是一种利己主义，因为利己主义(无论是心理利己主义还是伦理利己主义)总是将个人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一个利己主义者即使暂时牺牲自己的当前利益以实现其他人的利益，也是基于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而按照企业利己主义的观点，当行为者个人的利益与法律、道德习俗发生冲突时，应当遵守法律和伦理习俗，哪怕这样损害了行为者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即使企业利己主义能够证明自身是利己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还必须面临着如何为利己主义进行辩护的问题。而以企业利己主义为道德基础的股东至上论者在处理股东利益与非股东利益的关系时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他们一贯地坚持利己主义观点，就应当始终将股东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即使企业为了遵守法律和伦理习俗而放弃某些利益追求，也应当将此解释为是为了股东的长远利益。但在实践中，企业遵守法律和伦理习俗与股东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利己主义就无法对股东至上论的观点提供合理辩护。如果股东至上论者放弃利己主义观点，也就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