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治主义规定了行政法解释的原则和功能目标.docVIP

　　行政法治主义规定了行政法解释的原则和功能目标 --行政法治主义规定了行政法解释的原则和功能目标　　 行政机关无论是进行法律上的推理还是向相对人说明理由,都需要对适用的法律进行理解和解释。“法律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和说明法律以建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而法律推理的任务则在于按照逻辑的要求完成推理的所有前提并推导出结论。 一、行政法解释随着行政法治的兴起而呈现其意义和价值 　　 (一)行政法治形态变化与行政法解释 。如果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来审视行政与法律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可以将这个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三种类型,即非法治类型、形式法治类型和实质法治类型[1](P.17)。在非法治类型中,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非理性的,法律的形式是不确定的,法律的执行过程充满了行政的恣意和专横,法律的执行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相对人的行政预期很低,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包括违法行为和行政专横都处于消极的无为状态。而在形式法治下的法律实践活动中,法律以形式理性为追求目标,强调法律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要求行政机关严格遵循三权分立原则行事,依照法律条文所载明的法律规范意义进行法律适用,整个适用过程严格遵守三段论的逻辑演绎,从规范这个大前提和案件事实这个小前提的结合推导出处理的结论,适用者在此过程中是被动地适用法律。公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立法机关成员,他们代表公民制定法律,而行政机关只要严格执法,就是对公民和法律的尊重。很显然,在形式法治的状态下,行政机关是对立法负责而不是对公民直接负责,行政机关没有太多的义务向公民证明所为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公民服从法律进而服从行政是不需要论证和说明理由的。很明显,在形式法治的理论逻辑中,已经排除了行政机关行为的自我证明的必要性,也没有外在的因素去迫使行政机关对法律适用的理由说明和正当性论证,它所拥有的强制权已经足以使公民接受行政的统治和管理。因此,法律解释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形式法治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行政状况相适应,它“着眼于形式合法性和法律保护”而不是正义的实现。但是,当行政权扩展之后,行政与法律之间的张力就进一步地表现出来,形式法治面临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践上的责难。例如,行政范围扩大使议会立法不能完全保持与行政的同步,这就必然造成严格依法行政的困难;行政执法过程排斥公民的意志参与而任凭行政机关单方面强制推行难以获得行政相对人的支持;行政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文义的不确定性和案件事实的不可验证性,使严格的三段论适用推理充满了变数;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执法所造成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等,都是在形式法治的理论框架内所不能解决的。因此,形式法治必须修正并以实质法治来取代。 所谓的实质法治是指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基础的理想法治类型,它破除形式主义法治观的束缚,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为第一价值目标,在法律运作上主张执法的能动主义,在法律形式上主张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的创造性适用,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对行政的约束从形式上转变到内容上,从外在的监督转为内在的约束。按照实质法治的理论逻辑,行政是否真正达到法治化并不是形式上是否符合法律条文,而主要是看行政机关能否对自己的行为建立起正当性理念,或者说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行政机关能否建立起正当理由以及相对人是否接受这些理由,这才是实质法治的核心问题。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是指“已经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P.199)。将此含义延伸到行政法领域,行政法治的含义就应该是已经成立的法律得到行政机关和公民普遍的服从,而行政机关和公民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里,行政机关服从法律意味着依法行政,公民服从法律意味着接受行政行为。因此,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法治的核心问题便成为行政机关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行为,而这种服从关系是不能够完全凭借强制力来达到的,而必须通过行政行为的理性论证和说明理由才能实现。从行政行为的内在方面讲,行政机关要提升行政行为的公信力和说服力,它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形势、习惯等因素。”[3](P.33) 行政法解释问题在行政法产生以后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成为理论界关心的问题,对法律的解释被认为是司法机关的垄断性权力,其他任何机关不能与之分享。特别是作为控制行政权并由行政机关执行的法律,如果由行政机关来解释必然会使法律解释失去意义。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行政法的解释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理论上的关注和研究的兴趣。围绕着行政法解释问题,交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