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告示碑看光绪年间的主要社会问题(1).pdfVIP

从告示碑看光绪年问的主要社会问题 李雪梅。 清光绪(1875—1909)年间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频受挑战并逐步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过渡时期， 更是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进行转型的一个关键阶段。发生在一时 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以各地广设机器制造局为重要内容的“洋 务运动”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中西交涉的频繁，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 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实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爆发，边界谈判与 划定，以及各地教案的此起彼伏；改良维新思想的酝酿，守旧派与维 新派的论战，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资产阶级革命 思潮的兴起，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被迫进行的宪政改革，乃 至以沈家本为代表所主持的修订法律活动，等等，对中国近现代政治、 经济和法律的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光绪年问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使我们对晚清社会的发展走向 有了一个大概的把握。但是晚清的基层社会又是什么模样?那些重大 的事件是否影响到广袤的城市和乡村?中国晚清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 社会问题是什么?清末的修律、立法是基于解决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 和冲突，还是清政府的一种政治自救手段?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参考各种档案、文献，其中长期被人莫视的 光绪碑刻，也有重要参考价值。碑刻史料是历史的沉淀和记录。碑刻 史料具有数量多、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尤其是广 泛存在于乡村、城镇的大量碑刻，更是基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纪录和写 照。尽管碑刻史料不可能全面地解答上述问题，但至少能提供一些有 价值的线索，同时也会把我们的视角，引向鲜活的民众生活，以及他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835 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对策。 在目前本人所搜集到2000余通历代有关法律史料的碑刻中，光绪 年间的碑刻有330余块，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在这330余块碑刻史料 中，告示碑的数量最大，约占五分之三强，此外族规、乡规碑约占五 分之一，行规、宗教规约碑、学规碑及讼案纪事碑等占五分之一。 告示碑有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告示乃布告。一般而言，凡刻载于 碑的内容，均有广而告之的含义，故各种形式的法律碑刻均具有告示 碑的内涵，如圣旨碑即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告示。狭义的告示碑特指 由官府，尤其是地方州县官府出具的、具有昭示性的禁令文书。明清 时，发布告示禁令为州县官的一项重要工作。告示通常张贴在衙门前 照壁，而告示碑多都立于官衙、通衢、庙宇、桥梁或其他建筑物旁。 与张贴的告示不同，刻立告示碑是为行之久远，而且要引以为凭。尽 管州县官颁发告示禁令难免流于形式，但从告示碑的订立过程及内容， 可以看出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较为广泛的禁约性，并且可以补国家 律令之不足。本文所述告示碑以狭义为限。 遍布各地的近200余块的光绪告示碑难免挂一漏万，但它们所反 映的社会问题却鲜明而突出，同时对我们了解清末的社会与法律实况， 也不无裨益。 一、光绪年间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表现 (一)盗赌猖獗之状 维护社会治安，禁偷盗、赌博、抢劫、贼匪等，一直是中国封建 律法所强调的主要精神。在地方颁刻的各种禁令告示碑中，这些内容 一直占有重要份量。毕竟，一个地方社会治安的好坏，决定着地方官 吏的升迁命运，故维护社会治安的告示碑，贯穿于整个光绪朝。光绪 初年有《署砖坪抚民分府严拿匪类告示碑》(光绪元年五月，陕西安 康)、《岚皋明珠坝禁令碑》(光绪元年，陕西安康)、《周县主严禁乞丐 花赤告示》(光绪四年，广东平远县)，光绪十一年有《严禁恶丐》(四 月，晋江)、《长元吴三县为机业公议按机抽捐办理同业善举谕各机户 踊跃捐输毋许地匪游勇借端滋扰碑记》(十一月，苏州)、《苏城厘捐局 836 长元吴三县为机业创办善举经费规定每月由机捐公所抽捐禁止匪勇滋 扰碑》(十二月，苏州)，光绪中期有《奉示严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广西全州)、《月池靖地方安乡间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 陕西安康)等，光绪晚期则有《砖坪镇压会匪碑》(光绪二十九年，陕 西安康)、《上栅村告示碑》(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八月，广东珠海)以 及光绪三十四年六月的《府宪禁械斗告示碑》等。 在清代地方告示碑中，禁赌和禁盗一直是最突出的内容。至清晚 期的光绪年间，在清中期已成为主要社会问题的赌博，依然久禁不绝。 陕西安康光绪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