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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中的立法完善 ——以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为例 薛宁兰’ 1985年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内罗毕战略》第一次使 用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提法。10年之后，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 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两个成果性文件《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对社会 性别主流化有了更为全面和成熟的表述。宣言要求：各国政府“确保在我 们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之中体现性别观点”。行动纲领指出，“在处理提高 妇女地位的机制问题时，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提倡一项积极鲜明的政 策，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以便在作出决定以前分析对 妇女和男子各有什么影响”，“赋予妇女权力和男女平等是各国人民实现 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保障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被联合国 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2000年，联合国第二十三届妇女问题 特别联大(也称“北京+5”)再次确认和重申了这一战略。2005年，联 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十周年之际，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 九届会议审查和评估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第二十三届特 别联大成果文件的执行情况。会议重申将社会性别纳入主流和赋权于妇女 的目标和战略。可见，社会性别主流化是联合国人权框架下实现性别平等 和性别公正的主要战略和手段。④ t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成员。 ①参见黄列：“社会性别与国际人权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l期， 第8页。 52 国际视野本土实践 一 “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及其内涵 (一)联合国促进妇女发展与推动性别平等战略的演进 联合国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是总结过去几十年推动妇女进步，促 in 进男女平等的国际经验与教训，针对和反思“妇女参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WID)、“妇女和发展”(Women and 式的局限性提出的。由此确立的“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Develop— ment，GAD)是当今国际社会促进两性平等的新模式。 纪70年代初期。在联合国1961年开始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规划中，并没有 将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包括在内。为此，联合国于1972年开始的第二个发 展战略增加了“将妇女全面引入发展的整个努力之中”的话题，从而确 立了“妇女参与发展”的策略与模式。①“妇女参与发展”策略与模式以 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为基础，认为妇女处于不利地位是因女性素质差、能力 不足造成的，只要提高妇女素质和能力，将其纳入到原有的发展过程中， 就能改变她们地位低下的状况。它是以妇女为对象，以改变妇女状况为目 的，强调满足妇女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实践表明，这种发展观由于缺 乏战略高度，没有认识到存在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各种制度性与结构性的 不平等。由于忽视制度和结构的变革，这种模式对整体层次、主流性政策 方案的资源与服务分配的方式没有根本影响，导致女性仍然得不到应有的 各种资源与机会，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不仅没有随着社会发展得到改变，反 而持续增加，甚至影响了社会发展。 “社会性别与发展”策略强调所有发展政策和措施都应当有利于促进 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改变，强调通过将社会性别平等的考量纳入国家、机 构所有政策的主流，以改善原有不利于两性平等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机制。 因此，这一模式针对的是现存的社会性别关系，而不仅仅是女性；其目的 是改变女性地位，但又不限于改善女性状况；女性在这一模式中是主动的 参与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一模式也关注个人能力建设，但更强调通 过整个发展进程和发展机制中的结构和制度的改变促进性别平等，因此， 它重在满足妇女的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如促进和提高妇女参与立法、决 ①参见仉乃华：《妇女与发展：理论、实践与问题》，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 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