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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制序分析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及反思 徐传谌 孟繁颖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 本文从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建构理性理性考察人类为的哲学观是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明确提出的。在哲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由之发端的古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理性主义同赫拉克立特(Heraclitus)的经验主义的分歧。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对社会作精心规划并尽可能地抑制乃至铲除一切非理性现象。建构理性主义拒不承认“抽象”是我们的大脑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更倾向于特殊和具体，它认为理性能够省掉抽象而完全掌握“具体”和所有的特定细节，并因而实在地掌握“社会过程”。制度是人所发明设计的对人们相互交往的约束 (North,1993 ,p62)在《绩效》一书中，他更明确的指出“制序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制序演进着、亦为人们做改变。” (North,1990 ,p5)在诺斯那里，制序是人之发明、设计和创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能为人的有意识的行动所任意改变，这与哈耶克所批评的建构理性主义命题“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种秉赋能够使人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而型构文明……‘所有社会制序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Hayek,1973,p3）并无二致。 不仅如此，诺斯的建构理性主义倾向更强烈而鲜明的体现在他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的阐述中。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块基石——产权理论。诺斯的产权理论是以交易费用费为核心展开的，节省交易费用尤其是作为社会行动的个人、组织特别是组织或企业内部的一级政府机构中的经济和政治企业家为节省交易费用而诉诸的种种努力使制度变迁的动力源这一分析理路，是诺斯制序变迁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兴起》一书中，诺斯开宗明义，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之所在”（NorthThomas,1973,p5）.他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序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使人们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序的变迁。在《变迁》中，诺斯在西方经济史的宏观分析框架中进一步阐述他的思想：界定较好的产权改善了17、18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上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随后“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而“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技术）创新收益率提高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North,1981,p180）诺斯得出结论，充分明晰界定并由国家强制力量所保护的自由财产制度，是西方近代产业革命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但在诺斯看来，私有产权结构的形成并非如斯密和哈耶克所想是自发型构的，他一再强调， “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国家界定产权”，“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North,1981,p180），我们不难看出，在诺斯的产权理论中，私有产权结构是统治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刻意设计、建构和界定的产物，这个结论带有鲜明的建构主义色彩。 诺斯的的制序变迁理论的另一块主要基石——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之上的。第一，统治者在与选民的交换过程中，国家为取得收入而向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第二，国家统治者为达到国家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社会集团设计产权；第三，由于国家组织者面临着可能成为未来统治者的潜在竞争者，统治者垄断权利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North,1981,p23-24）.在此基础上，诺斯指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人们社会博弈的基本规则，它们包括：一、以规则和条令形式建立一套行为约束机制；二、设计一套发现违反和保证遵守规则和条令的程序；三、明确一套能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与伦理行为规范。（North,1981,p18）这些博弈规则完全取决于国家统治者对其收入最大化的追求，是由第三者（国家）的意志和意愿来决定和建立的，不是人们重复社会博弈创生并演化出来的自生自发秩序，这里我们也可以辨识出诺斯的建构理性主义思径取向。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诺斯制序变迁理论中关于“制序创新”的论说。虽然在诺斯的著作中“制序创新”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它无疑是诺斯分析精神中建构理性主义倾向的最重要表征和直接的逻辑结果，是我们梳理和把握其建构主义分析思径的关键。在1993年发表的“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一文中诺斯首次使用“制序变迁”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制序创新的内涵和机制做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之后，在《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