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生堂-开拓化妆品领域最大市场.docVIP

资生堂:开拓化妆品领域最大市场从北京到东京，需要落地成田国际机场。这里，有一个所有人都会关注的免税品店铺，这就是资生堂在机场的免税品店铺。会讲中文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接待着每一位客人，特别是中国客人。一个航班的客人还没有离开，下一个航班的客人已经到来，店员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后库拿商品。 到日本的中国人，可能都注意到日本男男女女的化妆还留着很重的歌舞伎遗风。大多数女性的化妆程度要大大超过中国人，双唇涂上了粉色或者是有些夸张的红色，色彩之深绝对超过北京、上海的女性。即便是男士，年轻人也大都在头发上抹了摩丝，或者喷了古龙水，虽然闻不到香气，但那时髦，与其说他们帅气，远不如说他们漂亮更合适一些。 日本是个有化妆传统的国家，当然这里拥有世界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其中有一家公司，它的名称来自中国《易经》中的一节“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名曰“资生堂”。该公司自1981年开始在北京友谊商店、北京饭店等9家大型商场销售化妆品、香皂、牙刷用具等约60个品种的产品。在资生堂140年的历史中，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资生堂被如此多的人选用，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品牌中的最重要的一个。 去开拓一个化妆品市场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便超越了当时的西德，在规模上稳坐世界第二的交椅。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战后30多年的发展，日本经济已经非常成熟。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看到很多商店里都有一根长长的铁丝，商品挂在人们举手可以够到的高处。顾客决定买东西后，先把钱、票交给柜台上的服务员，服务员将钱票用夹子夹好，嗖地一下把夹子投到收款台那里，过了一会，收款台将找回的零钱等，再嗖地一下发回来。”资生堂在中国的总代表、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镰田正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回忆那时的商店销售特点时如是说。 自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期，虽说七八年时间已经过去，但物质依然极为匮乏，商品交易从店铺的销售上也能看出几分，更谈不上现代化的营销。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用“票”购买，如布票、糖票、粮票等等。在日本流行的推销方法，拿到中国根本用不上。首先这里缺少商品，其次把日本产品拿来，也不一定能在这里销售得出去。 但是资生堂还是决定到中国办店铺，公司领导相信，一个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中国，会有极大的商机。1981年，公司在北京几个重要的商场设立了柜台。 资生堂在北京饭店的柜台距离当时经济日报社的所在地很近，记者偶尔需要出席外事活动，拿着工作证，经过饭店门卫的确认，进入北京饭店。在那里便可以看到资生堂在一层设立的销售柜台。不过在记者的印象中，好像那里的化妆品并没有标价，即便标注了价格，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工资，也是买不起那里的商品的。 即便如此，资生堂愿意到中国来，愿意最先在中国开拓市场，这些都为其以后中国大众到日本区购买资生堂产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华姿”飞入寻常百姓家 “1983年，我们已经和北京签署了生产技术协议，开始销售在中国开发的华姿产品。”镰田说。 那时资生堂在北京出品的华姿洗发水，可能还留存在不少上了岁数的人心中。当时在中国，普通人能用香皂洗头就算是很不错的了。现在已经很难在市面上看到华姿洗发水了，但那是一个很有些革新性的产品，让太多的消费者，从这里认识了资生堂。 很多时候，人们容易拿汽车的例子说日本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建厂的动作十分迟缓，但看看化妆品，资生堂给出的是个全新的例子。“公司于1983年就在北京开始正式投产了华姿，1991年，我们便成立了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1993年建设了北京工厂，到1994年，我们开始生产及销售专供中国地区的产品欧珀莱（AUPRES）。”镰田说。这样的本地生产与销售，拉近了资生堂与普通中国市民的距离。 “我们在中国推出欧珀莱，这在国际品牌在中国生产销售领域是第一家。”镰田补充说。 “当时一支口红的标价为65元，只有进口口红价格的三分之一。我拿到百货公司后，和那里负责采购的人说是每只65元时，对方反复问是不是每打65元。”对于镰田来推销的这种化妆品，店方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认为很难卖得出去。当时中国很多人的月薪，不过几十元而已。 但是毕竟中国已经有了靠经营企业而富裕起来的群体。“尽管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但我们还是一支一支地卖了出去，店方也开始要求进更多的货。”镰田说，“回想起来，那时我们根本没有销售战略，也基本上没有想过企业形象问题，只是觉得能在中国开拓出一个很小的市场，就已经非常满意了。我们总在想，中国人也爱美，只要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富余，产品肯定能卖得出去。”中国经济的变化，从口红、化妆品上也能看出几分。那是一种对中国市场所具有的绝对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资生堂开始在中国销售产品、在中国生产，也让资生堂后来取得了绝对市场优势。 一种全新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