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视角：贫困女性社会支持的实证研究.doc

【投稿格式范例】 特别提示：基金项目名称、编号务必在原稿中注明，不要仅在“基金类别导航”里添加 社会性别视野下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 佚名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伴随社会的转型，家庭中的成员照顾、家务劳动分工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这并没有能够冲击人们思维中有关家庭分工制度的性别规范，也没有动摇性别符号的象征秩序。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中性别关系的模式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一种象征性表达，性别不平等并未随城市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本质的改变。 关键词：社会性别；家庭分工制度；城市贫困家庭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0480456。 作者简介：佚名（1973—），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社会性别是社会和文化根据生物性别不同而强加给人们的不同意义和角色，是人类社会建构秩序、分配资源、组织社会地位和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式。人类社会是由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存在方式而决定[1]，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最自然的制度安排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为取得资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社会里，它是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人们接触并且反作用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权力和特权的主要场所。恩格斯指出家庭是社会不平等的最终根源，因为家庭扮演协助权力、财富以及特权移转的角色。冲突理论家认为家庭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2]。 1949年后，政府的政策特别强调妇女解放，否定家庭保障和家务劳动的作用，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目的是逐步实现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批家庭妇女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就业。国家强调妇女解放，吸引广大妇女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妇女走出家庭为家务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我国长时期实施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战略，家庭收入还是难以支撑家务劳动社会化所需费用。人们还不得不靠自己费时费力的家务劳动来省钱过日子。这一时期，虽然已出现电冰箱、洗衣机，但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很少。家务劳动挤占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在城市中，职工们把星期日称为是“家务劳动日”。这一天，用来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男职工长达六七个小时，女职工则要长达八、九个小时。家务劳动增加和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作领域直接相关[3]。 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或单位全面保障的形式。为鼓励妇女就业，各单位、街道普遍建立了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4]。有的单位、企业还办了自己的小学甚至中学。当时，尽管女性家务劳动的负担仍比较重，但家庭成员的照顾，特别是孩子的抚养、照顾和教育，相对来说负担比较轻，特别是几乎没有经济上的负担。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型，面对女性职业地位的改变，城市贫困家庭的分工制度出现了哪些变化，城市性别关系的现状及背后深层的思维模式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开始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1978年后，家庭生活成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尺度[5]P73。孩子教育与家务劳动越来越成为一项与工作互相影响、互争时间的矛盾对立面。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全国总工会就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组织了一次大型调查。这份调查呈现的一个重要思想动态是工人们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多了，家长开始担心子女的就业和教育问题，人们希望能够抓紧工作，拓展业务，以获得更好更大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家庭开始做出家庭内部分工上的调整，妇女开始更多的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任，双职工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1982年的调查显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已婚夫妻中，近99%是双职工，夫妻职业相同的占38.7%。这时，人们的收入仍然很低。在这种低收入、高就业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完成了一次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重构。如果妇女也希望能在业务和工作上有所成就，那就需要超负荷的运转。有学者对近2000个有家庭的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当问及“您在业余时间里做什么感到厌倦和烦恼”时，90%以上的人回答是“家务劳动”。许多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工作，却苦于家务劳动的繁重。“如果衣、食、住不用操心，我愿为四化干上12小时” [6]。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昆明民盟同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被问及干扰他们业务工作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时，40%以上的调查者提出家务负担过重。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挤在小小的房间里，上班前下班后，烧饭、洗衣、搞卫生，忙个不停[7]。 1992年当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的家庭分工制度向着更不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许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家庭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黄黎若莲的研究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核心家庭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对老人、病人、孩子的照顾成为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8]。梁祖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