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补充责任在侵权领域适用范围.doc

浅谈补充责任在侵权领域适用范围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侵权补充责任的研究一直局限在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的背景下。实际上，补充责任不仅包含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也远不止法律规定的管理者、组织者以及教育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责任既包括侵权法中的补充责任，也包括债务不履行中的补充责任。侵权法上的补充责任分为：完全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原因差异、责任顺位”的特点。相应的补充责任适用的范围应为违反第三人故意侵权预防义务的侵权行为类型。 关键词：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第三人故意侵权预防义务；责任顺位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23-02 一、从补充责任的源起看其在侵权领域的适用范围 侵权补充责任是中国侵权法上特有的侵权责任形态。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明确采纳了补充责任这一侵权责任形态，又一次引起了学界关于补充责任的探讨。 （一）民事立法中保障受害人利益的制度性探索 我国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关于补充责任的设想和尝试，最初是源于对如何充分保障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制度探索。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直接责任人难以明确或者直接责任人不具备赔偿能力的情形，使得受害人在获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同时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实现的风险。张新宝教授在关于补充责任的论述中就曾这样写道，“补充责任是为了满足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制度设计”。 早在1957年《债的通则（第二次稿）》第73条的讨论中，就有学者主张“建筑物、动物和其他物造成损害，责任应首先由直接负责的人负，在他不能负或有困难时才找所有人。”[1]此规定中出现了关于责任顺位的制度设计，这恰恰是目前学界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补充责任的一项主要特征。1957年《债的通则（第三次稿）》的讨论中明确提出了在第三人侵权中应该如何解决受害人求偿不能的问题。由此得出，由第三人以外的非直接侵权的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立法者的思维没有与现代民法中作为义务进一步扩张的理论趋势联系起来，欠缺对由并非直接侵权的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正当性的论证。以上立法资料表明，立法者已经明确认识到受害人求偿不能的风险问题，并试图通过找到除直接责任人以外的下一顺序责任人、明确责任顺位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关于这种制度设计的设想正是《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补充责任的雏形。 但1997年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中第一次出现了“补充赔偿责任”这一概念[2]。但并没有就此对这一概念做出更细致的规定和解释。补充责任的制度设计虽然源于立法者对保障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有益探索，但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取得重大的突破。 （二）解决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问题的制度创新 由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提出，补充责任以第三人侵权情形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人的责任承担形态出现在侵权法的理论和立法实践中。 安全保障义务的提出所引发的，第三人侵权介入安全保障义务人不作为侵权，这一多数人侵权类型在责任分担上的困境。而补充责任就是立法者为解决这一困境而作出的制度创新。2003年12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7条、第8条分别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和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其主笔人陈现杰指出，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来源是德国的安全交往义务——开启或持续特定危险的人所应承担的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具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以保护第三人免受损害的义务[3]。此种义务一经确立就不可避免地与不作为侵权理论联系起来——安全交往义务被纳入不作为侵权的作为义务来源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交往义务扩展了传统民法上的作为义务的同时，也突破了既有的不作为侵权理论。 作为德国法中安全交往义务变身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在我国侵权法律体系中的确立，自然也会造成对我国不作为侵权理论的突破。随之而来的是责任分担的困境，也就是对于多数人侵权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从《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不难看出，对此立法者并没有局限于原有的侵权责任形态，而是在参考了保证合同中的先诉抗辩权，创造性地提出了补充责任制度，以期达到限制这种侵权责任的扩张与平衡直接责任人、补充责任人和受害人利益的目的。 二、比较法上类似补充责任的法律制度及其适用范围 （一）美国法中“第三人故意侵权预防义务理论” 中国的安全保障义务实质上可看做是美国法中“第三人故意侵权预防义务”的一种。在风险社会中有些风险仅靠行为人自身注意意识和注意能力的提高是难以避免的，因此，需要对行为人活动场所的组织者、经营者课以一定的风险预防义务，也就是第三人故意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