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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指数构建及对中国检验及启示摘　要：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研究认为，2000年~2009年，中国的金融监管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中国的金融监管水平是在不断提升的。总体来说，目前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我国应该逐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同时加强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并在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金融安全性和效率性的平衡。 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90-06 2000年以来，中国金融业飞速发展，相对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金融监管也逐步完善，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的正式建立，另外，中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也逐步完善。那么，2000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的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3年，随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建成了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2004年6月，这三家监管机构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渐加深，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从内部来说，随着金融业混业化的加剧，监管盲区、监管交叉大量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要求，从外部来看，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随着国际化是深入，中国金融业客观上也需要自由化改革，否则将会丧失竞争力，中国金融监管该如何应对，也是一大难题。因此，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未来进行的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年～2009年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