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在主义语用观简论.doc

　　关于内在主义“语用”观简论 　　本文为浙江省 教育 厅立项项目“汉语‘被’字句的双子句性质和原则与参与模型”(项目编号和浙江财经学院重大课题“共性与个性：来自英汉被动式形式化对比研究的证据”(项目编号：2006YJZ20)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试图对乔姆斯基的“语用”概念作一准确定性，并分析乔氏的“语用”观和我们所说的“语用学”中的“语用”在概念上的差别或相关性。 　　 　　一、“语用”的一般意义 　　“语用” 自然 是指“语言的使用”，对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语用学”，语用学构成 现代 语言学的一大分支。莱文森为通常意义上的“语用学”列举了十个左右的不同的定义，从中可以看出“意义”和“语境”是语用研究的两个最核心的概念，语用学研究语言如何在语境中获得意义。 　　这里的“语言”可以理解为索绪尔所说的“言语”或者是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行为”，是抽象的“社会语言规则”或“语言能力”具体应用的结果，是可以感知的语言产品，是作为一种集体或个体存在的语言抽象物的具体表现。这种外在或内在的语言抽象规则的具体应用被索绪尔和乔姆斯基认为是变化无常、难以预测的，应当从语言研究中排除出去，而这恰好就给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语用学留下了用武之地。通常意义上的语用学所研究的“语言”，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奥斯汀所说的“言内行为”的行为过程本身或由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即“话语”。话语就是某一个或某一些发生于一定语境中的、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表达式；这里的“意义”我们又应该限定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句子意义”、“字面意义”或格赖斯所说的“自然意义”。携带自然意义的语言表达式出现于一定的语境中，动态传递超乎表达式之上的“话语意义”、“会话含意”或格赖斯所谓的“非自然意义”，话语者借助于话语使自己的交际意图得以传递和识别，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语用”的本质。 　　 　　二、内在主义的“语言”观和语言理论 　　“语用”、“语用研究”的说法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论述中也时有出现。但是，由于乔氏对“语言”所持的自然主义或内在主义观点，“语言的使用”也被赋予了一种特别的内涵。要了解乔氏的“语用”观，我们必须对他的内在主义的“语言”观作一刻画。 　　对乔姆斯基而言，“语言”首先是“I-语言”，即个体的、内在的、内涵性语言。语言是个体的，因为语言知识、语言能力是每一个人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语言是内在的，因为语言知识或语言能力是每一个人心智状态的构成部分；乔姆斯基依据普利斯特雷将“心智”看作人的大脑这一有机结构整体才具有的属性，这些属性人们目前还知之甚少。语言是内涵性的，因为一个人一生的语言行为不是、也不可能是通过掌握、记忆某种语言中的数量无限的句子来完成的；根据乔姆斯基，语言好比是一个数学中的函数式，一个人的语言可以“生成”一个开放的、他所说的那种特定语言中的句子的集合。这个具有生成属性的或曰能产的语言“函数”就是乔姆斯基所指的语言知识或语言能力。 　　用数学中“函数”的概念只能从形式上或功能上说明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知识”的本质是什么，这构成语言哲学中的“洪堡特问题”。按乔姆斯基的设想，一个人的语言知识就是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所提到的人脑中的“结构观念”，这种观念性的结构具有“离散无限性”，语言结构的离散无限性和人类思维及想象的广袤无边相吻合。语言结构的离散无限性表现为抽象的自然数序列形式。没有哪个孩子需要被告知只有三个词的句子或四个词的句子，而没有三个半词的句子；而且即使是对孩子来说，也总有可能去构建一个更为复杂的、具有明确意义和形式的句子；这样的知识，用休谟的话来说，只能是由“自然的慧手”赋予人类，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属性；这种经过漫长的物种进化、可能因基因变异而“突然显现”的生物属性可以说是人类演化史上刚刚才取得的一个成果(最近乔姆斯基[7]指出，这种并非通过渐进的自然选择方式获得的进化成果发生在大约五万年前)。 　　具体说来，语言知识就是人脑中的语言器官所呈现或达到的、作为心智的一部分的状态。人的语言器官和人的视觉系统、免疫系统、循环系统等其他机体结构都具有相同的生物学意义，它们各有特征又相互联系，是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定状态下的语言器官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官能”。语言官能是“生长”的：一个人的语言器官在其出生时有一个遗传而得的“初始状态”，初始状态如果不是遇到什么“极度恶劣的环境”(如语言器官意外受伤或“关键期”内与语言社会隔绝等)，便会在一定的语言经验的刺激和影响下，按照一个内在既定的“设计程序”不断改变，并最终达到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语言的生长当然需要外部语言经验的刺激，但是这种被称作“基本语言输入”(PLD)的语言经验在数量上相当匮乏，在质量上也远远不是完美无缺；这种语料刺激的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