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介入与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1949—1956).doc

　　国家介入与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1949—1956) 【关 键 词】国家介入/工商联/“社会主义改造” 【正 文】 1949年新 中国 成立以后，为确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所谓“旧社会”进行了全面的介入与改造，民国时期普设的商会组织亦在其列。在整合原有各级商会、工业会的基础之上，创建了全国性的工商联组织体系。与民国时期的商会相较，工商联可以说是商会制度的又一次重大转型。新立的工商联组织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以私营工商业者为主要工作对象，成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管理及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织基础。不过，以工商联在中国商会 发展 史中的转折性意义，学界对其关注却仍显不足。在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商会史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之后，确有必要对1949年以后的商会史加以关注，如此才能将商会史研究延至当代，构建中国商会的完整 历史 ，也更能探究不同国家形态之下商会制度转型的内在根源及其历史作用①。本文拟以武汉市工商联为例，运用武汉档案馆所藏的工商联档案资料，对这一问题稍作探讨。 　　　　一、新国家的介入及武汉市工商联的创建 武汉位居九省要冲，自古以来就为工商辐辏之地，在华中地区呈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武汉商人团体的发展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在明清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商民就在汉口建立了为数众多的会馆、公所。在晚清民初，武汉也成立了新式的商会、同业公会，汉口总商会是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商会之一。至1934年，汉口市商会下属工商同业公会共计159所[1] (p31)。至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工业会法》，要求将工业行业从商会中分离出来另组工业会，汉口也成立了工业会。至1949年武汉解放前，汉口还设有工业同业公会11个，商业同业公会共82个，分属市工业会及市商会管理[2] (p320—322)。以商会、同业公会为主体商人组织 网络 在维护武汉商人的利益，推动行业自治，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有效利用这一历史性的制度资源，使之服务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政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政治上讲，新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商会及工商同业公会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资产阶级还曾与无产阶级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资产阶级正是利用商会以及同业公会的集团力量与无产阶级抗衡，联合政府压制工人运动。但在另一方面，商会、同业公会又是最为普遍的商人团体，联系着广大的公司、行号和私营工商业者，其组织效能亦不容忽视。鉴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基本解放、人民政权初步稳固的政治形势下，开始对商会进行全面干预与改组，以期将之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新生政权需要的工商团体。1951年7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发表谈话，就表示工商联不同于旧商会，主要是私营 企业 利益的代表组织，但少数国营企业也可以作为团体代表参加；工商联实行全国、省、县三级制；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商联的领导[3] (p259)。这实是指明了商会改造的方向。 国家首先对商会重新进行了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国性的工商联组织体系。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做出了将商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的正式决定。全国工商联筹备会于1949年成立，各省市先后成立了工商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武汉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建议成立新的统一组织。武汉市政府责成工商管理局于10月26日指导成立了市工商联筹备会。筹备委员由武汉市政府遴聘，早期确立有70人。11月，筹备会接管了原汉口市商会、汉口市工业会、武昌市商会及汉阳县商会，并在武昌及汉阳设立办事处。会员代表包括私营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行商、摊贩，以及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的团体代表②。据1952年7月的统计，武汉市工商联的私营企业会员共39950户，占会员代表的绝大多数[4] (p312)。 就全国范围内看，在1952至1953年间，完整的全国工商联—省(市)工商联—县市(区)工商联的三级体系就基本建立。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陈叔通任主任委员，会议选出执委209人[5] (p1)。武汉市工商联的成立要稍早一些，在1952年11月武汉市工商联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正式宣布成立，由陈经畲任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90人，陈亦为全国工商联之执委[4] (p306)。1952年10月至12月，硚口区、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汉阳区相继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区工商业联合会[6]。武汉市工商联设置有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及组织、财经、税务、企改、调解、文教等专门办事机构。区工商联在组织上属市工商联领导，在有关全市的问题上遵行市工商联的决定和指示。各区工商联亦根据业务需要设置有相关组织，如硚口区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