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初的律——对古律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doc

　　寻找最初的“律”——对古“律”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在 中国 传统 法律 文化研究中，对典型古汉字的研究别具一番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汉文字是象形（或曰表意）文字。“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就是由于使用了表意文字”；“表意文字 自然 要比表音文字更能显示优越性”。[1]它们象一尊尊活着的化石，凝结了真实而丰富的 历史 文化信息，蕴含着一帧帧古代社会生活（包括法律实践活动）的真实画卷。我们不应忘记，在文字诞生之前，口耳相传的历史对后人的影响也许异乎寻常地强烈。况且，对部落长老来说，“记住过去的事情是他们的份内工作。”[2]当文明的旭日升起之际，当某一特定的文字诞生的那一刻，它已经远不是造字者个人主观创造的 艺术 品了。因为它已具备了非如此刻划、如此构造、如此表现的内在必然性。换言之，某一文字所期标识的某一社会现象、事物或行为，已经历过多少代先民的口耳相传，形成共识和具象，姑称之为约定俗成的“群体印象”，一旦有机会将它付诸刀尖笔端，便非如此表示不可了。符合这一共同 规律 的文字便长久地活了下来。反之，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样，深究某些典型汉字的字形定义，前可探其源头，后可迹其流轨。况且，其字义之中正沉淀了先民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无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层价值观紧密相联、水乳交融。正是出于这一见解，笔者曾经试着写出诸如《寻找最初的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易经与我国古代法制》等文。[3]今仍不揣冒昧，连缀此文，以乞教大方。 一、关于古“律”字字义的通说 “来自考释‘法’字者多，而探究‘律’字者少。”[4]在与古代法律实践活动有关的古文字中，“律”字的历史可能比“刑”字、“法”字更久远，其产生和沿革的途径也更丰富而复杂。因此，探索“律”字的原始本义及其衍生轨迹，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而且对于诠释战国时代秦国“改法为律”的真义，都显得十分必要。 当我们读到“律”字时，不应忘记，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已经为它作出许多余论：秦国“改法为律”的本质原因 秦国“改法为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开其先河者就是商鞅。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少好刑名之学，又长于兵法。曾在魏作官，熟悉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实践。秦孝公时携带《法经》入秦。公元前359年任大良造，主持秦国变法二十余载。以《法经》为依据，增连坐、垦草、分户、军爵等新令，形成秦国独特的 法律 。故《晋书·刑法志》谓“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说：“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商君书·战法》：“兵大律在谨”；《徕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秦四境之内，……不起十年征，著于律也”；[48]《算地》：“此先王之正律也”，“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君书》多言“律”，其所谓“律”已非乐律，乃兵律、法律也。《商君书》“律”字六见，与土地相关者居其五，非偶然也。《商君书·境内》：“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以战故，暴首三日，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至士大夫劳爵”，“能攻城围邑，所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皆有受赏。大奖、御、参皆赐爵三级。”这些内容，正是对《史记·商君列传》“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之“军功率”的具体描述。而“军功率”一旦涉及田宅，便 自然 会产生“为田律”。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前320年，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时，邹忌答淳于髡曰：“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是“法律”一词的最早记录。 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修为田律”。“为田律”当在此前颁布，行之既久，故修订之。 《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抄录《魏户律》律文（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魏奔命律》律文（假门逆旅，赘婿后父……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两律颁行于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涉及秦律律名如《田律》、《仓律》、《金布律》、《效律》等三十余种，展现了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秦律之概观。 以上是秦“改法为律”的粗略轨迹。 关于秦国“改法为律”的原因，古代学者曾有论述。明代邱濬（1420——1495）在《大学衍义补·慎刑宪·定律令之制》中说到“改法为律”的原因：“李悝所著者，谓之法经，未以律名也。律之言昉（始）于虞书，盖度量衡受法于律，积黍以盈，无锱铢爽。凡度之长短，衡之轻重，量之多寡，莫不以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判群情，断定诸罪，亦犹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书以律名焉。” 近代思想大家梁启超指出：“盖吾国 科学 发达最古者莫如乐律。……书言同律度量衡，而度量衡又皆出于律。……夫度量衡自为一切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