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小农家庭的规模的及其变化机制——围绕五口之家的讨论.doc

　　战国秦汉小农家庭的规模的及其变化机制——围绕“五口之家”的讨论 战国秦汉一般家庭规模的变化，战国至西汉中期的趋势是缩小，西汉中期至东汉的趋势是扩大。但就农民家庭规模而言，西汉中期以后的变化并不明显。本文的讨论以战国和西汉两个时段为主，兼及东汉的情况。 说到战国和西汉的农民家庭，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是《汉书·食货志》中的两段话。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西汉文帝时的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从这两段话看，似乎在战国和西汉，“五口之家”都是小农经济的普遍形态，一以贯之。实际情形如何呢？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1]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夏商的农业劳动者是“众”（族众），更确切地说，是族众中的“小人”。《逸周书·文传》引《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所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所有也。”《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这些“小人”从事农作以养家糊口，是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西周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庶人”。井田制以“夫”为单位分配土地，所谓“夫”，就是以男性家长夫妇为中心的庶人家庭，所以又称“夫家”。“庶人”亦称“匹夫”。《孟子·尽心上》描述他理想的文王时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韩詩外传》卷四：“匹夫百亩一室，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为什么“庶人”称作“匹夫”？《白虎通·爵》云：“庶人称匹夫者，匹，偶也；与其妻为偶。……一夫一妇成一室。”《尚书·尧典》疏：“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则有妾媵，庶人无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虽单亦通，谓之匹夫匹妇。”这些记载表明，西周的农民无疑也是以个体小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和生活的。 一 关于战国农民家庭的规模，除《汉志》所载李悝言外，尚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战国中期的孟子，屡次谈到“数口之家”或“八口之家”[1]。战国时期的《银雀山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这虽然是一种设计，但应该有现实的根据。《周礼·地官·小司徒》谈到“六乡”土地分配时也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两者根据家庭实际人口数和劳力数所进行的分类，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看来，战国时期农民的“五口之家”是有的，但不一定占主导地位，起码不是清一色的“五口之家”。当时有不少农民家庭的人口超过五口，有的达到八口以至更多[2]。看来，李悝为了强调农民生活的困顿和实行平籴法的必要，选取了规模小、经济能力弱的小农家庭（“下家之数”）作为他论证的基点[3]。 先秦的“家×人”、“食口×人”“×口之家”主要着眼于家庭人口的实际数量，但也应和家庭结构有联系。一般而言，“家五人”可能是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或者是户主和他的父母、妻子组成的主干家庭。人口多的家庭，如七、八口之家，就可能不但包括比较大的主干家庭，而且包括父母和两对以上已婚兄弟组成的联合家庭[4]。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梁惠王上》）前一句所反映的家庭形态是由父母妻子组成的主干家庭，后一句所反映的家庭形态则包含了由父母、兄弟、妻子组成的联合家庭。《管子·君臣》：“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间……”这也说明当时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庶人家庭是包括兄弟在内的。先秦时代形成了所谓“六亲”或“六戚”的概念，指的就是父母、兄弟、妻子。如《吕氏春秋·论人》：“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汉书·贾谊传》注引应劭曰：“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墨子·城守·号令第七十》：“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逮父母、妻子、同产”。“同产”就是兄弟。这是因为在一个颇长的时期内，父母兄弟妻子往往同居共财，是亲属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圈子。也就是说，“六亲”概念的形成，是以联合家庭曾经较为普遍存在为前提的。 农民家庭中包括家长的已婚兄弟，在《周礼》中也有反映。我们知道，在《周礼》中，“乡”和“遂”是实行不同制度的。“六乡”授田的办法就是上引《小司徒》说的，把“上地”授予七口之家，把“中地”授予六口之家，把“下地”授予五口之家。“六遂”则“以下剂致民”，即以“下地家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