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行为经济学的视角.doc

　　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次修改稿引入消费者撤回权（注：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讨论中，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主要使用的概念有“撤回权”、“冷静期”、“冷却期”、“后悔权”、“反悔权”、“退货权”。这一制度在概念上的复杂性主要源于国外立法和实践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即使在欧盟法层面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美国采用的是“cooling- off period”，欧盟法则在不同的指令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德国采用了“ullainathan）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将行为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的批评和发展总结为三点：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7]217 1．有限理性。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个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利益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然而，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也并不总能实现最大化。行为经济学突破了“经济人”的假设，主张以“有限理性”作为分析基础。他们认为，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作出判断误差。启示和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差包括易得性偏差、预测偏差、乐观偏差等；另一方面是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其中禀赋效应（Endoent 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11]79 2．有限意志。根据理性选择理论，行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对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能使之符合最大化要求。而行为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即使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有时因为自身的原因也往往不会采用它，[12]即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行为经济学分析了导致行为人有限意志的三个因素：[13]（1）习惯、传统、嗜好（Habits, Traditions, Addictions），如对某一物品或活动成瘾导致对它们的依赖，又如在广告的煽动下疯狂购物；（2）欲望（Cravings），如贪财；（3）多重自我（MultipleSelves），包括“坏”的自我和“好”的自我，年轻的自我和老年的自我。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14]7 3．有限自利。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和法律中的人是完全自利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认为，行为人在经济活动及法律事务中，除了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不仅受物质利益驱动，还受其他因素如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的影响，不仅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还追求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如“公平”、“社会认可”等。实质上，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包含了相当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权重。[12]最能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证明人的有限自利的是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在一个实验中，两个实验对象分1元钱，两个人抽签，抽中的人决定分配方式，没抽中的人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方式。如果后者决定接受，即按前者的分配方式分配，如果后者拒绝，则两个人都得不到钱。显然，理性要求前者获得99分钱，留给后者1分钱，而后者也应该接受这1分钱，因为这总比什么都不得好。但是，反复的实验表明，上述理性行为从未发生过。前者往往会留给后者三到五成的份额。 （二）有限理性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动摇 行为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三个“完全”（完全理性、完全意志、完全自利）的理论前提的批判之下，确立了三个“有限”（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理论基础，这对相关领域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民法理论就是其一。传统民法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前提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意思自治原则、契约自由原则，都必须给予审视和修正。理性“经济人”是私法的理论出发点，私法中的个体能否实现意思自治完全依赖于其是否具有完全理性。以三个“有限”为特征的“非理性人”理论说明了现实人并非传统经济学中强而智的人，而是弱而愚的人，他们不需要完全的意思自治，而是需要国家作为家长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引导。如此，民法的所谓私法性以及意思自治原则将面临挑战。[14]12有学者提出：“行为经济学为传统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提供了契机，以不对称家长制来取代传统民法理论所持的意思自治原则、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