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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提供一部切实可行《著作权法》3月31日，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就《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部分著作权人及专家学者对修改草案的第46、48、60、69和第70条等条款的设计提出了质疑。草案起草者如何面对这些质疑，以及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制度设计?本刊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司长、《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自强。 集思广益 解决问题 《传媒》：《著作权法》是1990年9月7日颁布的，至今已有22个年头。在22年间，共修改了两次。本次是对《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请您谈谈此次《著作权法》修改的背景与必要性。 王自强：《著作权法》自颁布至今22年来，我们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还是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2年间，《著作权法》一共修改过两次，第一次是2001年10月，为了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要求而修法；第二次是2010年2月，为了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裁定而修法。这两次修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被动性，即两次修法都是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是为了满足入世要求、履行世贸裁定而修法；二是具有局部性，两次修法以满足入世条件、履行世贸裁定为前提，都只对《著作权法》进行了局部调整。所以说，20多年来我国还未主动、全面、系统地修改过《著作权法》。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著作权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与科学技术、社会变革不断发展的动态性已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现行的《著作权法》已经难以适应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因此，修改《著作权法》势在必行。 关于《著作权法》修改的必要性，第一，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其制度设计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烙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应做出相应调整。第二，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著作权是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历史上每一次相关重大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都对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当今世界的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对现行著作权保护制度形成了新的挑战，要适应这种情况就必须对现行的《著作权法》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三，是适应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需要。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世界未来的竞争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在当前国际经贸交流中，知识产权已成为重要的载体，提高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和保护水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把握科技发展和经贸交流制高点的制度保障，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掌握主动权，必须对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适时的调整。第四，是贯彻党的六中全会精神的需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策，并提出要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来发展，《著作权法》既是文化智力资源的保障法，也是文化产业的促进法，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传媒》：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作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起草部门，在制定修改草案的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工作思路？ 王自强：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作为本次修改《著作权法》基础工作的承担者，在修法过程中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一个理念、遵循三个原则、追求三个效果。 所谓坚持一个理念，即“集思广益、解决问题”。集思广益是指修法工作必须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各方面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广集各方智慧，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保证修法工作在阳光下进行。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一部法律只有具备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有效实施；解决问题是指制定法律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进行理论探讨和学术交流，而是在于调节利益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修法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出并找准目前我国著作权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经过深入分析、反复论证，拿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立足解决当前我国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所谓遵循三个原则，首先是独立性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反映中国现实、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本次修法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扎根于国情本身。其次是平衡性原则，就是要妥善处理好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三者的利益平衡。著作权法律制度是调整作品创作、传播和消费利益关系链的基本法律，本次修法一定要在保护著作权的基本前提下，在权利人、使用者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点，既要保护创造、鼓励传播，也要促进消费，满足广大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最后是国际性原则，著作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权，其行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