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docVIP

　　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 总结 教训却很有必要。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胡风和胡风冤案成员们的历史功绩，绝不仅只在于他们自身所建树的成就和实现的生命价值;还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在亿万人民心中唤醒了良知，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记录了一次可怕的历史大倒退。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关于对胡风《文艺报》的批判及“三十万言书”批判的焦点、批判的模式、及其教训。19世纪俄罗斯进步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说过:“充分的理解过去一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一我们可以揭示未来意义一向后看一就是向前进。” 胡风冤案最终以“反革命集团”定罪，七月流派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不仅仅是根据胡风的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被视为异端而蒙受批判，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在不少方面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有所出人，特别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们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在理论原则方面胡风与《讲话》基本一致，但是他反对将《讲话》提出的理论原则简单地引申到文艺领域，代替对 艺术 特性和艺术 规律 的阐说，也不赞成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一系列做法。虽然胡风从来不曾公开对《讲话》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他在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同友人的私下交往中，他反对把《讲话》当做“图腾”，也不认为《讲话》“彻底”或“根本”解决了文艺的诸多问题;在公开的场合，他一直同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进行争辩，批评他们的观点是“庸俗社会学”、“机械论”、“教条主义”，苦心孤诣而又执著不悔地企图用自己的意见取代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不论胡风的文艺观点是否正确，当他十余年如一日地批评那些被视为“正统”观点时，在客观上就给人留下了“异端”的深刻印象。1954年12月，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挑明: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并“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因此，马蹄疾在《胡风传》中总结胡风获罪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建国以后一直贯穿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样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外，还因“图腾”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两条按语，才给胡风定性定罪。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林默涵1953年1月发表于《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ca}，他们找到“根本区别”是，“对于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依照《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解决的办法，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由这一“原则性的分歧”出发，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批判胡风在世界观问题上，“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革命的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 自然 也就是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不仅混淆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连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在生活与题材的问题上，“否认今天的革命作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否认必须描写他们，尤其是否认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在胡风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