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ocVIP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一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 。在这一进程中也必然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形成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从社会身份到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都逐渐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和演变几乎是同步进展和完成的。但是，基于 中国 特定的 历史 发展进程和体制制度因素，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相互对立和隔绝的城乡基本格局。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是相当缓慢甚至停滞的，由此也就使“农民”的身份界定相对明确和固定即主要是指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基本上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国公民。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大批的农村劳动力逐渐摆脱大集体所有制下的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剩余劳动力，虽然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发展乡镇 企业 转移了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力，但是无论是出于主体的理性选择即为获取比农村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还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即土地资源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与工业的比较效益差，使得各种形式的进城务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由此也使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分化，并逐渐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的城乡对立和分割的二元 经济 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制度性因素的累积而又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包括思想观念、生活卫生习俗、劳动技能等）与城市化和市民化要求存在的偏差，使得这些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从事各种非农产业，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改变的同时，却不能顺利地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社会身份的转变。因此，如何打破二元制度的壁垒，使“农民”与“市民”共享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成果，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不可阻挡的基本趋势。这也是“农民工市民化”成为近几年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的基本背景,并已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工在由职业转变——由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及由此获得的收入作为其收入的主要部分变为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及由此获得的收入成为其收入的主要；生活地域改变——由常年居住在农村变为大部分时间甚至常年居住和生活在城市，再到身份的改变——由农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并享有国家规定的城镇户籍的一切待遇并伴随农民工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乃至城市的 政治 权利（主要指在城市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等方面的变化，从而使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状态。因此综观已有的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尽管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及研究方法不同，但都是从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根本原因入手，探讨如何从制度保障和创新（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工伤、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子女 教育 制度、农民工的思想认识和传统观念更新）及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文化教育程度、劳动技术的掌握和熟练程度、思维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资本）两方面，提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思路和对策。而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专门研究，迄今为止，通过搜索和查阅大量的资料，只找到为数不多的有关此问题的研究论文。较为有影响的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论学派的主张”和上海市2003年度“曙光计划”项目“从农民到市民：上海市郊区农民市民化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有些学者的研究，由于没有严格区分“农民工市民化”和“农民市民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进程，也有些甚至将两者概念混用，其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大多也就仍然是局限于对“农民工市民化”这一层面的。因此基于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视角，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并不等同于“农民市民化”。 　　虽然在我国“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1]“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遭遇城乡二元制度壁垒的阻碍而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2]因此，农民工市民化 自然 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乡城人口转移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农民、农民工、市民是三个内涵和外延都有着一定区别的概念。2006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然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打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农民工是从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