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迈克·摩尔纪录片及其游戏风格.docVIP

　　试论迈克·摩尔纪录片及其“游戏”风格 迈克·摩尔纪录片一经问世便引来了评论界的一片哗然，因为他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一般主流的纪录片样式，甚至有人使用了“强烈谴责”这样的词汇①。迈克·摩尔并不因为批评而有所收敛，从他的第一部纪录片《罗杰和我》开始，他的纪录片行文风格在接下去的《科伦拜恩的保龄》、《华氏9·11》和《大家伙》等几部影片中愈演愈烈。并且，因为他的纪录片拥有大量观众以及在世界上获得了各种重要的奖项，起而仿效者和追随者也日益增多。因此，对迈克·摩尔纪录片风格的研究也就成了理论研究工们的任务。这一研究的核心问题正如林达·威廉姆斯所言：“发生在摩尔和雅考布逊之间的争论，表面看来是关于纪录片电影在依据素材搬演 历史 场面时应该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的问题，但从实质上看，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为表现事件的意义确定适当的战略，不如说变成了是赞成客观还是赞成虚构的问题。”② 尽管我们可以基本上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对于这种容易造成误解的遣词造句不得不有所保留，因为在谈论“客观”和“虚构”这样的问题时，在美学层面上还是在作品形式层面上大有不同。如果我们认定迈克·摩尔的影片还是纪录片的话，那么所涉及到的虚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在非虚构的大前提之下的“虚构”，否则，我们讨论的就不是纪录片的形式风格问题，而是迈克·摩尔的影片是否还能够作为纪录片的问题。 关于迈克·摩尔的影片是否属于纪录片我想是没有争论的，因为他的影片所获得的奖项（国际纪录片协会奖、奥斯卡纪录片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大部分都是国际上专业纪录片的奖项，如果对此提出怀疑，便是对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纪录片专家的专业能力提出怀疑；又因为迈克·摩尔影片拥有大量观众，这一怀疑同时也是针对这一部分观众的分辨能力的怀疑。这样的怀疑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都会显得偏执和狂妄，我们这里的讨论将不涉及迈克·摩尔的影片是否属于纪录片，而是讨论他的影片如何成为了纪录片，以及他的风格为什么能够不同于他人。 实用主义 对于任何一部纪录片我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以及“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何在？”并且往往很快就可以得到回答。但是对于迈克·摩尔的纪录片，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却并不容易。比如说《罗杰和我》的主题是什么？马修·伯恩斯坦认为是对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集体贪婪行为”的揭露③。这样的说法其实很牵强，因为“集体贪婪行为”并非一种纯粹“贪婪”的行为，而是一种 经济 规律 ，资金流向生产成本低廉的区域，工厂迁往能够实现更大利润的地区，不仅仅是影片中弗林特地区的福特汽车厂在20世纪80年代迁往了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历来如此，至今不改。而且不仅是美国，世界各国也多是如此，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科伦拜恩的保龄》是在揭露枪支弹药生产营销者的贪婪吗？看起来好像是，但是我们在影片中并未看到对于枪支弹药生产销售 企业 利润情况的周密调查，因此“揭露”说似乎软弱无力。《华氏9·11》是在揭露美国总统因为家族和阶级的私利而有叛国的行为吗？看起来好像是，但罗列的大部分事实都加入了个人的猜想和推测，因此这一揭露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并非客观的败坏他人名誉的游戏。如果说迈克·摩尔纪录片的主题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么，他拍摄这些影片的意义和目的何在？ 迈克·摩尔纪录片的出发点与一般的纪录片很不一样。首先，他的影片不以向观众提供认知，即传授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目的。其次，也不是以娱乐观众为主要出发点，尽管在影片中尽可能地提供了某些娱乐的因素。第三，我们也看不到在影片中试图向观众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如同常见的那些宣传性纪录片那样。认知、娱乐、宣传这三个在纪录片中常见的因素在迈克·摩尔的纪录片中都有，但都不占据影片的核心地位。换句话说，这些影片既没有打算向观众提供详尽的认知信息，也没有打算娱乐和宣传。我认为迈克·摩尔制作这些纪录片的目的是极其实用主义的——即把这些纪录片作为工具，为那些受到伤害的民众讨说法，争取同情，或者干脆就是出气。安娜·米西埃克因此说：“迈克尔·摩尔的电影、著作及演说，试图在美国公民中点燃一股基本的民主驱动力。他扮演着一个煽动者的角色，提高观众的觉悟意识，向权力精英发出了争辩的声音。”④ 迈克·摩尔在纪录片中表现出的这种态度显然与一般媒体的立场有很大不同，作为媒体一般来说需要保持一定的中立，以显示自身公正的立场，尽管这样的“中立”和“公正”往往只是表面的做作，即便如此，但依然是必不可少，这已经成了游戏的规则。甚至被写进了许多国家关于新闻媒体的 法律 。迈克·摩尔纪录片从根本上来说是无视媒体规则的，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认定的立场之上，并且毫不避讳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将他的纪录片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 政治 电影传统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关于法 哲学 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