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南开大学.doc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张荣明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既繁荣又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学术领域。一方面，在主要以断代史为壁垒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涉及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少；另一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者的学科定位上，中国思想史研究都显得不够成熟。比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哲学诠释的，还是社会史抑或学术史的，仍在探索之中。本文拟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略作探讨，以期推进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对象 顾名思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现象，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军事思想史、中国科技思想史等，都属于中国思想史的范畴。随着学科的分化和研究的深入，不同分支的思想史有时被划分到相关的学科中，如政治思想史归入政治学科，经济思想史归入经济学科，军事思想史归入军事学科。于是我们看到了现今的情形，思想史的研究者有的身处历史学科，有的身处文学学科，有的身处哲学学科等等。不管哪一个分支的思想史，最终都属于思想史。这印证了先贤的一句名言：史学乃万学之母。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非物质、非制度层面，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无论人们研究的是哪一分支的思想史，宏观上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都以过去的历史为终极的研究对象。历史是逝去的存在。历史的研究者无法直接面对过去，无法直接观察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因而无法直接面对自己试图研究的对象。研究者若要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不得不依赖于特定的中介物——历史资料。正因如此，前辈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史料研究，史学就是史料学。用史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已是历史学界从兰克到傅斯年以至今日学人的老生常谈。实际上，逝去的历史无法成为历史学家直接研究的对象，事实上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历史资料。 广义上的历史资料不但包括文字资料——历史档案、历史著作等，还包括非文字资料——实物、录音录像等。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以文字资料为主，并泛称之为历史文献。任何历史文献本身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并且是宏观的历史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司马迁作《史记》，《史记》本身就是西汉中前期的一个历史事件，与司马迁本人的遭遇紧密联系在一起。《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历史文献记录的历史事件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文本事件。所谓文本事件，是说它是记录在历史文献中的事件，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可能镜像为不止一个文本事件，甚至可能镜像为许多文本事件。某一历史事件仅仅留下一个文本事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历史原因。《晋书》记载前秦皇帝苻生天性残暴，作恶多端，最终导致天怒人怨，于是苻坚顺天应人杀死苻生，取皇帝位而代之。然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早就指出，《晋书》的记载很可能是对苻生的“厚诬”。其实在中国的“正史”中，通过政变而上台的帝王的前任通常都被描述得具有负面色彩，此类文本事件的真实性值得研究者警惕。可以说，任何历史文献背后都隐藏着主体性，没有主体性的历史文献是不存在的。 全面搜集历史资料进而还原历史真相，这是历史学家的学术理念。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历史学家主张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网罗历史文献资料，力争全面客观。然而在操作技术上，历史学家却无法保证一定能够搜集到全部历史文献资料。这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事件的碎片。就像考古学家用发掘出的陶器碎片复原陶器一样，无论发掘出多少陶器碎片，考古学家也无法承诺一定能复原出土碎片的全部陶器。殷墟卜辞的发现对先前人们认定的商朝历史几乎是一次颠覆性的改写，竹简文献的不断出土也使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被不断刷新。这里我们看到，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在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真实的历史是不变的，而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却在不断变化。这是一个思考的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未对研究对象作严格界分。只要历史学家把已然逝去而不复存在的历史设定为被研究的直接对象，只要历史学家把史料仅仅作为认识这一直接对象的手段，这一现象将永远无法得以根除。如果我们后退一步，把被研究的资料当作直接研究的对象，而把过去的历史作为间接的终极的研究对象，将二者作出明确的区分，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的龃龉便可得以消解。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历史学的基本命题上：史学就是史料学。 大体而言，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包含中国思想的历史文献资料，间接对象是中国思想史。这就意味着，当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时候，研究者首先应该明确研究的对象——历史文献资料，并对选择这些资料的意图作出理性的评估：为什么采用这些文献资料，为什么不采用那些文献资料，所采用的文献资料可能具有什么样的主体性质。在这样的前提下，研究工作才可能是客观和真实可信的。 二、任务 一般说来，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