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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之“新文体”试探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新文体”的形成；“新文体”的内容和特色；“新文体”的影响与不足。阐述了“新文体”是一种开放型的文体，它受到“报章文体”、日本文体的影响；并从传统散文中汲取了有益成分，大度包容，不宗一家之法，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新颖、深刻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充满真挚热烈的情感，采用自由的表达形式，体现中西交融的语言特色，并且善用比喻，对比、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不仅推动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推动了近代散文的变革，而且在我国的新闻事业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同时，文章也指出了“新文体”思想内容的局限性和表现形式的不彻底性。说明了“新文体”是一种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过渡性文体，它的形成具有一个由“时务文体”向“新文体”发展变化的过程。它的产生，适应了当时开发民智，改良政治的需要，是社会发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近代文学史上鲜活灿烂的一页，梁启超之“新文体”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永久之价值。 　　梁启超之“新文体”试探 　　许多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也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郑振铎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富有自由思想、革新意识、创造精神并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他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先后发起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并写有大量的文学理论文章。在其文学革新理论的倡导下，不仅产生了许多具有新主题、新思想、新意境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加速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进程。他还以自己的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和翻译作品，为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增添了光辉。特别是他的“新文体”，在当时具有异乎寻常的反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为其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一、“新文体”的形成对于“新文体”，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如方汉奇就认为，它是自王韬以来的一大批改良派报刊政论家所用文体的统称，又名“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其实所谓“新文体”，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其某一时期，大约起自《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这十年左右的时间所运用的文章体式的总结性称呼，是其“文界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新文体”之前，控制社会，笼罩文坛的是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类的八股文和桐城文。八股文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穷经皓首，以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必修课。而墨守“义法”、“雅洁”家规的“桐城派”和以骈文为正宗的“文选派”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道咸以后一直受到强调“经世致用”的有识之士的非议而出现了变化。自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士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西学的输入，思想、言论、文章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对于“新文体”形成的时间，后人论述颇多：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称“新文体”为“新民体”，认为创自《新民丛报》时期；罗家伦则认为自《时务报》始已“集其大成”。而在专门探讨“新文体”的著述里，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认为“新文体”在《新民丛报》时期基本成熟；夏晓虹则认为有一个由“时务文体”向“新文体”的变化过程，戊戌东渡是梁启超文体变化的一条分界线。就连梁启超本人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写于1901年年底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曰：“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明确指出此三文为新体文章，而《少》、《呵》二文都是1900年2月刊出的。事隔近二十年后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本世纪初的宣传活动时，将“新文体”放于《新民丛报》、《新小说》创刊之后来说，而《新民丛报》1902年才出刊。前后两次所述的时间相差了两年。这大概是因为梁启超认为《新民丛报》是其事业的黄金时代，故将“新文体”与之放在一起谈，作总结性的回顾。事实判断，取时间近者，可靠性大。考察以上诸说，我以为，还是夏晓虹一说较合理、准确，即“新文体”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形成过程。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明确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而变革散文的观念，实始于其主编《时务报》时期。《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云：“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他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中国之将强》等《时务报》时期的文章思想开阔，笔下汪洋，晓畅锐达，奔放隽快，开始把散文引向言文合一的道路上去。这时期的文章主要是受“报章文体”及西文中译本的影响，从新学语到新学理，主要是从西人译述中汲取而来，多用一些翻译的新名词。叶德辉曾加以攻击，言其异学诐词，西文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