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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 【作 者】太田　出 【作者简介】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日本大阪 【译 者】张学锋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一、 1999年明清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 》(汲古书院)和岸本美绪《明清的交替与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这两本著作的付梓。 两书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与近年来从江南的“周缘”来仰视江南社会所取得的大量成 果 不同，两者都从正面深入到了江南社会的深层；又如，两者都标榜是以“社会史”的理论 和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再者，两者又都意识到了自己的研究是在1981年“地域社会的 视点——地域社会与指导者”研讨会上森正夫基调报告的启发下展开的，等等。虽然有这些 共同点，但两者所关心的具体问题以及研究手法不用说当然有着各自的特点。川胜在他以前 的著作中，就已经论述了明清江南农村的市场经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等问题，甚至将现代 中国的乡镇企业都放入考察的范围。在这一次的新作中，川胜除继续对上述问题表示出极大 的关心以外，还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江南市镇的生产、流通、文化、信仰等问题作 了全新的考察，力图描绘出江南市镇和以市镇为核心的一定空间的历史全貌。与川胜相比， 岸 本要解决的重点则在于，在明清两代政权交替时期的社会变动中，江南社会的“人们为什么 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又是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促使了江南人朝着这个方向行动的”(本书序，i 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分析了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社会统合的状况。也就 是说，前者是尝试从江南市镇与县级以上的行政都市以及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上 来确定其在地域社会中的位置，与之相比，后者则力图从地域社会的民众这一视角折射出国 家的形态，两者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虽然方法论上存在着这种差异，但是，在方法论以外，两书又迫使我们再次面对“国家与 社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旧又新，而且极具魅力。川胜描绘江南市镇的形象是：市镇不 仅担负起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业，并且还通过民众们具有独立性的、具有献身精 神的活动来组织地方的自治。这些方面的行动，既不是“官”，也不是“私”，从而让我们 想起了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理论。岸本则对以往那种“国家与社会的分 离”、“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这种两分法表示了疑义，提出了“机能上的同型性”这一学说 ，试图对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进行多角度的、灵活的认识。川胜和岸本两人的观点， 包括实证性的问题在内，今后势必会引起很多的争论。但不管怎么说，重新探讨传统中国“ 国家与社会”的构造，不断摸索新的历史框架，在这一点上，川胜和岸本两人的研究无疑是 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对“国家与社会”这一问题的关心，近年来比较突出，“地域社会” 论等方法也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多年来研究者们基于中国固有的理论用各自的语言表 述着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这样的学术研究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明清史研究的 基本方向。因此，我们希望上述两书的出版能够成为建设性意见大量涌现的契机，将这一课 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论考我们还读到了三篇：森正夫《清代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与地域社会 》(《东洋史研究》58-2)、稻田清一《清末江南的“地方共事”与镇董》(甲南大学《纪要 ·文学》109)和太田出《清代江南三角洲佐杂“分防”考》(《待兼山论丛·史学》33)。森 正夫的文章，是其以乡镇志为线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 社会确立的一系列论考中的一篇。在清代乡镇志的编撰过程中，与明代一样，可以看出发起 人或编撰人的强烈的内在动因。但是，清代的乡镇志编撰还有一种外在的契机，即以市镇为 中心的地域社会群的发展为媒介，意识到了市镇间的相互认识问题，这一点在明代是看不到 的 。根据森正夫的理解，这种外在契机的出现，与其说原有的内发性变弱了，无宁说其内发性 比明代更为强烈；因为编撰乡镇志的发起人，都对该市镇地域社会的公共课题极为关心。 刊布能够明确主张该市镇固有领地的乡镇志，这本身就带有地域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森正 夫 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对这些公共事业发起人(居住在市镇中的生员、监生阶层)的考察，将是 下一个研究课题。在这一点上，稻田清一的论考好象是补充和完备了森正夫的论文一样。稻 田关注的是活动在上海县陈行乡的镇董秦氏。他认为，到了19世纪后期，出现了“地方公事 ”的活动。这种活动，与传统的善举和辅助官治都不同。为了使“地方公事”这一概念能够 顺理成章地成立，为此而设定了乡=镇董的管辖区域。文中，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清末“地方 公事”概念的理解，并生动描述了“地方公事”的担当者镇董们的活动情况。对森正夫和稻 田两人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