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二十世纪以来长恨歌研究之四 双重主题说.docVIP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论争中，伴随着讽谕主题说与爱情主题说的尖锐对立，出现了企图融合两派观点以解决它们之间矛盾冲突的双重主题说。在双重主题说出现不久，就成了与讽谕主题说和爱情主题说鼎足而立的较有影响的一派。王运熙先生《略说〈长恨歌〉内容的构成》【1】一文认为，《长恨歌》在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这“是明显的无法否认的事实。念‘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可怜光彩生门户’等诗句，谁能否认它的明显的讽刺意味？念‘九重城阙烟尘生’以下的文字，特别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等诗句，又有谁能否认诗人对杨贵妃的死以及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这两方面同时可以从陈氏《长恨歌传》中得到印证。“感其事”就是为李、杨两人的悲剧所感动，因而作者赋予他们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出唐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和谴责，并从中汲取教训。詹锳《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试论〈长恨歌〉》【2】一文，则从另一角度分析问题，认为《长恨歌》前半部分在写法上属于现实主义，故以讽谕为主；后半部分在写法上则采用浪漫主义，所述已非史实，而多凭想象，参以夸张，故假李、杨故事寄托了普通人的爱情理想。两部分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部分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单纯地看作讽刺诗或爱情诗，都是不恰当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爱情主题说和讽谕主题说在论争中各自强化自己的观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相持不下，使双重主题说处于相对受冷落的地位，但仍有一些学者从较为新颖的角度阐释这一派观点。刘辉扬《一篇长恨有风情》【3】一文认为，正确认识李、杨爱情的性质是理解和评论《长恨歌》主题的首要前提。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爱情的论断来衡量，李、杨的爱情既非纯功利的政治联姻，又非一般统治者对女性的玩弄，而属于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浪漫事迹”。如此，李、杨的爱情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是浪漫事迹所固有的爱情的强烈性，二是由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的爱情的腐朽性。基于李、杨爱情的两重性，白居易一方面对李、杨爱情诚挚热烈及其悲剧性结局寄予同情，并给予讴歌和咏叹；另一方面对李、杨爱情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腐朽性的部分又有所不满，并给予委婉的讽刺和批判，于是形成了《长恨歌》的同情与讽刺、讴歌与批判双重基调交织在一起的独特风貌。这种双重基调贯穿全诗的始终，不过前半部分讽刺的基调比较昂扬，后半部分同情的基调更为浓郁。如果说前半部分是讽刺中包含着同情的话，那么，后半部分则是同情中交织着讽刺。肖瑞峰《一篇〈长恨〉有风情》【4】一文则从另一角度着眼，指出白居易曾对诗的主题作过精辟的概括和巧妙的提示———“一篇长恨有风情”，因此，正确阐释“风情”一词的含义实为探讨《长恨歌》主题的关键所在。作者从六个方面考释了“风情”的含义，白居易所言“风情”的“风”与“风、雅、颂”的“风”意同。有“风情”就是说《长恨歌》有“风”诗的情致，即有“美刺”之意。据此作者认为《长恨歌》集“美刺”二任于一身，“刺”其所欲刺，“美”其所欲美，以“厚人伦”，“移风俗”。所以，其主题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试图通过李隆基荒淫误国的事实告诫后代的帝王，尤其是当时正在执政的唐宪宗应躬亲朝政，励精图治，而不应沈湎酒色，酿致祸乱；二是试图通过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昭示世人，尤其是青年男女应两情长相依，白头偕老，而不应见异思迁，始乱终弃。前者用以“刺上”，后者用以“化下”。为了“刺上”，必须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讳言李、杨的淫逸误国的史实；为了“化下”，白氏又不得不给李、杨的爱情涂上理想主义的色彩。双重主题，两付笔墨，使《长恨歌》色彩斑斓，风情绰约。 在对《长恨歌》“双重主题”的探讨过程中，关于双重主题的两个方面，即批判与歌颂或讽刺与赞美之间有无矛盾冲突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刘长典《试论〈长恨歌〉主题思想》【5】一文认为，诗的前半部分以批评为主，带有讽谕的意味；后半部分则以同情为主，带有歌颂的意味。这两者本来是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但通过马嵬事变联系了起来，因为李、杨的悲欢离合是与政治问题密不可分的：正是李隆基纵情声色，滥宠杨妃，不恤国事，纔招致了安史之乱；正是安史之乱，造成了杨妃的惨死，酿成了他们生离死别、抱恨终生的悲剧。作为白居易，既要批评，又要颂扬，二者如何能统一呢？该文指出，《长恨歌》主题的复杂性也正表现在这里。也许正因为李、杨爱情的悲剧性结局和白氏对李、杨故事的矛盾态度，诗纔以“长恨”命题，以“长恨”作结。 如果舌头不打弯儿地说，双重主题说应该是一种和稀泥的观点，它认定“诉讼”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