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防工业自主化逐步衰亡-.docVIP

日本国防工业自主化逐步衰亡?在二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军工生产已经被描述为成功的“技术民族主义”典范，特别是将军事能力植根于生机勃勃的民用工业而获利匪浅。实际上，日本的军工生产被认为给予了中国重要的借鉴，在中国实现其军事工业现代化方面，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可供效仿的榜样作用。然而近年来，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模式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其在维持尖端、自主的国防技术基础方面达到了能力的极限。日本的决策者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现有的技术民族主义模式已经无法继续；如果不进行大规模改革，国内的军事工业将面临缓慢死亡；由此带来的影响将进一步破坏日本的民族科技综合实力，以及安全政策的自主性。日本对其资深军工生产模式脆弱性的重新评估，也要求中国重新评估该模式对中国的潜在借鉴作用和适应性。尽管对中国而言，仍需要学习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道路，特别是民用和军事工业的相互关系，但现在是该思考日本模式缺陷的时候了。 日本技术民族主义：民用和军事互补 自从明治时期（1868～1912）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以来，作为其大战略的一部分，为使其国家战略自主权最大化，日本形成了一种军事技术自主性最大化的传统。自主性国防生产动力的一个关键、不变的特点就是：推动本土生产（国产化），以及尽可能地使民用与国防生产一体化。 即使日本决策者在二战后默许采取相对的非军事化立场，转而依赖美国的安全保证，但并未完全放弃其对国家军事力量重要性、技术自主性的坚定信念，并逐步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日本防务省、经济产业省、外务省、日本商业联合会下属的国防生产委员会等部门宣布了国防生产的一系列目标： 威慑 关键目标为发展可维持日本自卫队国家威慑能力的国防生产体系。此外，军事技术应满足日本独特的国防要求，特别是满足其专有的“专守防卫”政策需求，以及海岸线绵长、周边海洋空间深远的地理特点需求。 谈判实力 日本的国防生产应该提供一种技术基础，可增强其在国际社会参加谈判时的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可与盟国美国进行合作的技术。 潜力与自给自足 日本应确保稳定的国防生产供应，并在订单相对较少、只有自卫队一家客户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足够的熟练技术工人，保证在国家危机时加速生产的能力。 工业政策 经济产业省和国防生产委员会，已经将日本规模不大但技术先进的国防生产能力提升成为一种为民用工业创造“两用”技术的手段。国防工业生产对民用工业的潜在支持能力不容忽视。 日本政府和私有工业在战后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国防生产模式追求技术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国产化。日本通常可以从美国对其军售中获益，还能从来自外国尤其是美国的许可证授权生产获得有力条件，包括快速采购设备以及在成熟国防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学习与创新的机会。 日本的国防计划人员一直坚持在高风险与高成本的情况下寻求纯粹的本土国防生产。其军民技术一体化模式源于坚信大型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从军工部门的高端技术中获益，而规模较小的军工部门也能从民用工业中获得一些技术支持。 日本的国防工业：结构和组织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日本国防工业比例适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不到工业总产值的1%。自1982年以来，国防生产在关键工业部门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 与日本技术民族主义战略一致，国防生产集中于相对少数的联合大企业，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住友重工、东芝、石川岛播磨工业、三菱电机、NEC、小松，而这些大企业的重点则是民用生产。三菱重工一直是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商业公司如伊藤忠商社和住友商社则负责国防设备进口。这些大企业支配日本国防采办合同的70%，但国防生产只占其整体业务的一小部分。三菱重工虽然占了日本整个国防工业的近1/5，但却还不到其销售总额的1/10。 然而，除了排名前20的国防承包商，还有一批中小公司作为一级和二级分包商在国防生产上投入较大。据国防生产委员会和防卫省计算，生产1架F-15战斗机需要13家直接承包商，530家一级分包商，1093家二级分包商。据日本造船厂联合会估计，驱逐舰、潜艇和扫雷舰建造工作量的80%以上由中小企业完成。中小企业有一部分参与金属锻造和部件生产，但很多企业都拥有针对某种技术的高度熟练的专家级制造能力。比如，日、美联合开发的“标准-3”导弹升级型的许多关键部件就是由中小企业制造的。许多这种中小企业对国防生产高度依赖，有相当一部分年度总营业额在500万美元的公司，其对国防生产的依赖度可以达到50%～90%。 日本企业愿意参与国防承包生产至少有3个原因： 政府培养 尽管日本防卫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提供的竞争性采购投标不断增加，但竞争性采购投标的货币价值不到拟签合同总额的10%。日本的国防生产商已经习惯于在基本没有国内外竞争的情况下获得合同。即使没有成为主要承包合同，也会通过另外的程序来获得分包